（三）
    在传统的学科分工中，民俗学与民族学不同，它主要是以文明民族的人民生活为研究客体的。山狄夫说：民俗学是关于文明国家民间传统文化的科学。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民俗学似乎只对文明民族中那些落后地区（乡村社会或者传统社会）的奇风异俗，或者只对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录感到兴趣。这种误解或者是由于民俗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完善、欠成熟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人们一种普遍的印象，这种印象以致于影响到民俗学自身的工作。
    其实民俗学关乎文明民族中任何地区、任何人群（种族的、民族的、方言的等）、任何形式的社区（村落、城镇、居民小区、机关大院、胡同里弄等）或人们集团（年龄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等等）。知识分子的“沙龙”现象，绝不应该排除在民俗学的视野之外。钟敬文先生曾指出了研究城市文化（例如象上海的民间风俗文化）的必要性。北京现代化高层建筑物中的居民，他们某些人中间仍然流传的“照妖镜”习俗与“压床钱”习俗，固然值得注意，同时，他们生活的其它方面诸如他们的日常生活时间的分配，其中社交，娱乐所占比例，娱乐所采取的那些形式，都市人民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思维习惯、人际关系以及在衣、食、住、行等日常民俗生活中的具体表象等等，都应纳入民俗学的考察之中。当民俗学与社会学，在考察范围上出现重合时（其实它们自始至终都有互相重合与互相补充的共同领域），民俗学家也许将比社会学家更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人民生活的本质内容与价值准则。
    民俗学与现代化的命题，越来越引起民俗学家们的注意。就世界范围而言，都市化、工业化和科学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民俗变异，是今天世界民俗学研究的中心议题。因此，民俗学与现代化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趋势性命题。当各种家用电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方便面（以及各种方便食品）、现代服装设计等等现代物质文化日益改变着中国人民尤其是都市民间生活时，民俗学家必须密切地注视到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民俗变异过程。现代化，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不同层次的都市化。从大都市到小镇，越来越多的人口日益集中于大小规模不等的都市居民点，并从事工业、商业和其它第三产业。于是，磕瓜籽、临时快餐、看《大众电影》、滞留在电视屏幕前、郊游远足和旅游、摩托车、时装、足球热、流行语、贺年片、“沙龙”、交谊舞、迪斯科、畅销读物、流行歌曲……所有这些富于市民色彩的都市文化的民俗组成部分都给民俗学家以眼花瞭乱的眩目印象，新的都市民俗正在或已经组合。现代的都市民俗是在中国传统民俗以及古都习俗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古都习俗到现代都市民俗的过渡，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民俗变异与整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代都市民俗中最具有特色的“流行”现象，就与大众传播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研究都市民俗学的民俗学家而言，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的知识都是绝对必须的。民俗学家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在都市社会中找出一点点过去传统的遗留（如婚俗中的浪费习俗、某些风味小吃、北京的风筝、成都的茶座等），而应该整体地研究有那些经过变异性适应之后的传统民俗事象参与其中的现代的都市民俗社会。应该承认某些传统习俗在现代都市民俗中之所以得到保留，是因为其基本功能仍然发生着作用，这些民俗事象仍然满足着人民的某些需求，虽然其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发生了许多变化。就象人们通过广播欣赏说书一样。当然也象多种机械的乃至于电子化的玩具日益排挤着民间玩具一样，我们也应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一般说来，现代的都市民俗社会是一个变化比较迅速和不断进行着各种层次的整合过程社会。中心都市通过中小城镇及其郊区不断地把产生于都市的新民俗向四周比较偏远的乡里社会幅射。因此，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都市民俗文化与乡里民俗文化之间的信息交流（主要通过人口的流动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俗学与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意义主要在于：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都必然或者唯一可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人民有着深厚广博的富于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积淀的民俗文化，一切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与深层结构都深深根植于民俗文化的沃土中，任何外来的文化因素，无论以什么方式，都必须在中国民俗文化的接触、变异和整合的过程中，才能够逐渐地得到消化和吸收。简单地生搬硬套，必然会出现文化休克和文化排斥乃至于文化冲突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人民的民俗文化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制约着中国人民目前的文化取向，从而也制约着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走向现代化道路。不研究人民的世俗生活以及由这种生活所产生的种种消费市场（当然必须变动地看待人民的世俗生活与消费观念），事实上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反映在民俗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特征与思维模式，事实上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色。引进方便面的流水生产线与国民饮食习俗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发人深思的。封闭式的居住小单元（核心家庭）中，新居民必须适应一种全新的居住方式，同时，也必然地产生了对大众传播媒介与由社会提供的文化福利和社交设施的需要乃至于依赖。核心家庭的趋势，势必会影响都市居民的家庭社会关系和亲属来往习俗。另一方面，也可以相信，都市文化中的大量民俗事象在经过新的组合之后将会层出不穷，并常常披着传统的外衣；就象我们在每年一度的北京春节的盛大庙会中所见到的种种情形那样。在日本，这样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如各种行事节庆的大量复活与增加，反映了都市的现代人生活中的某些空虚，须借助于传统的民俗文化来填补。
    民俗学应该参与未来现代文化事业的建设。中国未来的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文化建设，不能不依据于民俗学对中国民俗文化的研究。目前的中国民俗文化积淀着几千年的遗产，它必然会而且一定要为新文化提供最为深厚的土壤与最为丰富的滋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的历史使命，就紧紧与现代化建设相联系。同时，民俗学还面临着进行传统文化反思的重大课题。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当她自觉反思的时候，她才是真正强大的。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当她不断自我扬弃时，她才是富于生命力的。民俗学正是肩负着扬弃我们民族民俗文化的使命，她有责任引导国民抛弃陋俗，保持良习，从而建立现代化的民俗生活。民俗学家认为，任何人的任何行为规范，都必须在民俗之中才能实现；同样，任何现代化的实现，都最终必须包括民俗的实现。巴斯克姆指出：任何人类学的研究，若不考虑民俗学，那么对文化整体就只能是一个不公平和不完备的叙述。正是在民俗学与现代化的课题意识之下，民俗学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刻批判与反思，才真正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