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坚持现代化与走向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仅把民俗学与现代化的指向与都市民俗学相联系，那也许反失其宗旨了。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与民族社会，更需要现代化，因而也需要民俗学的研究。所以，中国民俗学目前至少有如下三大领域：农村民俗学、民族民俗学和都市民俗学。
    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民俗学都应树立起参与的意识以服务于现代化的事业。富于实践性的民俗学尤其不是一门书斋式的学问。民俗学从学科性质来说，是一门“现代学”（研究对象、资料、方法和目的），虽然古代学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农村社会和民族社会的民俗文化异变过程也正在悄悄地然而也是不可逆转地发生着，这同样为民俗学家提供了极好的观察机会。一般来说，农村社会与民族社会民俗文化变异与整合的进度比较缓慢，但是，新的组合同样存在，甚至在例如象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其民俗文化的过程在某些方面可能比都市还要迅速剧烈。我们既要注意到各种传统民俗事象（例如各种民间信仰活动）的复活、延续乃至于泛滥；同时也要看到在物质民俗文化和精神民俗文化的某些方面，农村社会也有趋向于都市色彩的倾向。在民族社会的民俗文化中，由于双语现象与大众媒介的普及，在保持本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同时，将会日益出现民俗事象的互相借用、互相改造，甚至出现跨越族体的民俗文化的倾向。都市民俗一方面发挥着引导农村民俗指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从农村民俗中汲取素材。都市大街上可能很少见到算命先生与星占家，但是扑克算命、属相算命以及其它梦占、星占、血占、花占，或者托古或者托洋而继续在一个并不十分狭小的范围内流行，有时甚至会采取传抄的形式。一方面旧北京的狐、蛇、刺猬、黄鼠狼等“四大门”的民间信仰可能会销声匿迹，而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开放与互相接触，圣诞节等习俗正在悄悄地流行，过生日不吃长寿面而吃生日蛋糕；餐具少用筷子而多用刀、叉、勺。……所有这些现实都应引起注意。日本民俗家佐野贤治先生指出：“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民俗学就有陷入好思古之情的危险。”“日本切实地关心未来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以奠定所谓‘新国学’的基础，这便是日本民俗学的目标之所在。”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柳田国男先生最初倡导民俗学的目的，正是为了解答“农村为什么贫困”这样的问题，并由此指向于“经世济民”的农政。这是值得中国民俗学界认真借鉴的。中国古代“移风易俗”和“学以致用”的传统，也是需要目前的中国民俗学予以批判地继承的。
    民俗学与现代化的命题，归纳起来其基本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民俗学自身的现代化：民俗学的学科规范、调查技术、资料处理、课题意识、研究方法等都需要日趋现代化。其中还包括民俗学一系列观念的现代化。民俗学必须日益强调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只有这样，民俗学学科内部的结构才会趋于合理。在传统的农村民俗学、口承民俗学和历史民俗学等研究之外，村落民俗学与地域民俗学、都市民俗与民族民俗学、民俗心理学和比较民俗学等专题性综合性或交叉性的领域都是为现代化的民俗学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民俗学关心现代生活，研究现代生活，参与现代生活。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扩大，研究方向的转移，研究侧重的调整，研究方法的更新，都应该与人民的现代生活相联系，以人民的现代生活为目标。民俗学对现代生活的参与，主要体现在通过自己对现实民俗文化的科学研究，参与文化和社会发展战略乃至于一系列政策的制定。除直接的咨询政策和引导群众生活之外，还可以直接地为国民教育、普及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扬弃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作出巨大的贡献。
    青年在都市民俗生活的重新组合中，或者在他们各自社会的民俗生活的变异过程中，都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民俗学应该格外关注青年人的民俗生活。更何况，青年是未来民俗文化的承担者，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未来民俗文化的创造者。而青年民俗学家更容易采用局内调查的方法去观察、感受、调查研究，从而把握现代的民间生活和正在发生的民俗过程。中国民俗学与青年民俗学家面临着互相的挑战。现代生活不可避免地与青年民俗学家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中国民俗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出路在于培养和鼓励青年民俗学家；在青年民俗学家的挑战面前，中国民俗学将为之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