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老走了”。那几天朋友们相见时，经常带着无可奈何的惋惜心情，传递这个不幸 的消息。
    近几个月，报刊上刊登纪念翰老的文章也比较多。翰老是中外著名的学者、专家。191 5年他18岁那年，怀着读书救国的思想去美国求学，在美国读完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 922～1924年在德国求学，获得博士学位。学完后，他立即（1924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 教，讲授欧洲史。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一位教授。在教书期间，他结识了中国最 伟大的教育家、学者蔡元培和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 认识到要救国，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必须首先研究农民问题和农村经济。而要 解决农民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和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也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 他参加了当时的北京革命运动。并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 查。翰老自己创建了《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翰老全 身心地投入这个革命工作。当年他出国学习主要是想学习、了解西欧等国家经济发展的 历史，想从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找出中国前进的步伐。后来他改变了，认识到当时 最紧迫的问题是投身于革命运动。1927年，李大钊被害，翰老被迫出走苏联，后又去美 国、印度、南非。他在国外的30多年中，一面工作，一面从事实际的农村调查，并写出 大量文章宣传中国革命。1935年，他38岁时，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被誉为中国 农村经济的权威学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家。1950年，他应周总理的召唤，回到祖国。据 统计，从1921年到1980年，他在国内外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达400余种。我仔细地阅读这 些文章，同时，我也不无遗憾地感到这些作品几乎全部都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翰 老，而80年代之后呢？我书架上的两大本《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历史卷，特别是他 倾注了大量血汗的约30余万字的非洲历史都是他在80年代后完成的（1979～1990年），我 书桌上的一叠《非洲史》书稿的详细写作提纲（共1.5万余字）也是翰老在80年代亲手写 成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小丛书》中近十本是非洲历史小丛书，也是在80年代后 在翰老的关注与帮助下完成的。翰老在他老年时期对非洲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可以 说是一位非洲史学家了。一个人的晚年一般是从65岁开始，但翰老从80岁至100岁间， 还在孜孜不倦地从事非洲史的研究工作。
    最初的几次会面
    我最初见到翰老是在1978年，也是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年。我原单位是大公 报社，文革开始不久，大公报实行军管，报纸很快地被宣布停刊，职工停业学习。20世 纪60年代末，根据市委的通知，大公报被莫名其妙地撤销了，绝大部分人员被勒令下放 劳动。我在农村混了3年后回到北京。我原先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宣传，回到北 京后，我想方设法寻找一个符合我本人兴趣、专业的职业。经过反复折腾，我终于在19 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所，而翰老是当时这个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进所不久，大概在1978年底吧，所长通知我，说翰老要召见我，去他家谈谈。同时， 他又悄悄地告诉我说，这是我们这个所的规定，新来的研究室负责人都要去翰老家汇报 对研究工作的设想、计划等。我心想，这大概就是西方国家所谓的“面试”吧。我当然 满口答应，并约同室内的一个组长一齐前往。翰老当时住在东华门内的一个极为普通的 小四合院里。进门后经过一个小院子就到达他书房兼客厅的小屋了。我用手扣了几下门 ，翰老从玻璃窗内看见了我们，立即从书桌旁站起来，向我们招手。我进门后环视了一 下四周，房间的陈设极为简洁朴素，一张比较大的写字台和几个书柜，几张木椅。接着 翰老讲话了，他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说：“快坐吧。”
    我立即向翰老伸手说：“您好。”他回答说“你好”。但他并没有跟我握手，他只是 用中国古老的见面礼拱起双手，向我作揖。我们坐下后，翰老说：“我们是初次见面吧 。”我犹豫一下说：“不，我见过您好多次了，只是每次您坐在台上，我坐在台下，您 不认识我，我认识您。”翰老笑了一笑，接着又问：“你最早见到我是什么时候？”我 说：“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平起平坐的。”翰老问“什么时候？”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那是在1952年吧。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我在学校学习外 国历史，参加工作后，我被安排在国际部工作，研究和宣传国际问题。我们报社的头头 王芸生、李纯青把我带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我想目的是让我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会议 是在外交学会大厅内召开的，我们进入会议厅时，发现会议厅没有台上台下，大厅内摆 放着一大圆圈的椅子。椅子的背后还零星地放着几个凳子。参加会议的人大概有二三十 位，几乎都是老年人，都是有名望的资深学者，翰老就坐在那里。他们坐在前排，我自 觉地坐在后排。每次开会，至少半天，发言很踊跃。那天中午，外交学会还为我们准备 了丰盛的午餐。翰老问：“会议由谁主持？”我说：“杨刚。”我说杨刚是中国著名的 女记者，我佩服她。我记得当时会上发言最多的就是杨刚和罗隆基。他们对国际问题的 分析很精辟，头头是道。这时，翰老沉默了，他一言不语。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 既然认识杨刚，那么请你告诉我，杨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说：“我认为她是一个 好同志。”他又问：“她好在哪里？”我说：“她为人正派，讲话直率。”翰老不吭声 了。过了一阵子，他喃喃自语地说：“杨刚就是刚啊！”然后，慢慢地，他仰起了头。 这时我很快地发现有两颗泪珠从他的眼眶里缓缓地流下来了。为什么？我思索着。
    我沉浸在回忆中，我的心飞了。过了一阵，我听见翰老同我所的那位同志在谈话。又 过了一会儿，翰老宣布，今天的会谈至此为止，以后再谈。然后，他对我说：“你今天 发言很少，下次，请准备一下，带着你个人的科研计划和全室的科研计划来。”
    大概在1979年初，翰老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汇报工作。
    我带了我写好的研究室内3个小组的《工作计划》和我自己的《工作规划》去了翰老家 。翰老粗粗地翻阅了一下，就把这些规划放进他桌上的卷宗里，同时问我：“你什么时 候开始研究非洲问题的？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说我是自学的。我在大学学的是历 史，但大学的史学课目里没有非洲史。我说我对非洲很早就发生了兴趣，这可能跟我上 的学校有关。我很小就在教会学校念书，因此很喜欢音乐。抗战时，日本鬼子侵占了我 的家乡杭州，我和母亲从日本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当时我只有12岁）。在朋友们的帮助 下，经过长途跋涉，极其艰难地逃到了当时的大后方--成都。在路上，我尝到了作为 亡国奴的痛苦。我同情生活在底层的不幸的人。到成都后，我不久进入了最老的两所教 会中学和大学。在课后，我和我的同学经常聚集在一起唱歌。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歌就 是“松花江上”和“黄河大合唱”。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来中国后，他演唱中的《老人河 》和《老黑奴》又把我们的心吸引住了。可是，有一点是：我不知道黑人为什么生活得 这么苦；为什么他们去美国当奴隶！这个问题一直到1955年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召开 前夕才明白。当时为了准备万隆会议的召开，领导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 愿意研究非洲问题，因为我原来是研究英国问题的。而英国是非洲最大的殖民帝国。我 满口答应，我说我对非洲不了解，我脑子里有很多问题希望得到解决。就这样，我怀着 喜悦的心情，到处寻找有关非洲的历史资料。那时国内很少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 写的非洲史的书，只有两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书。我又赶到北京图书馆里寻找。北图有 几本关于非洲的外文书。其中特别是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的书，它成了我研究非洲的 启蒙老师。我把这些书借回家来，日夜攻读，因此，到万隆会议开会时，我终于能在报 上连续发表了四五篇介绍非洲的过去和现在的文章。1956年，我又赶写了一本《从黑夜 走向黎明的非洲》的小书。但好景不常，从1957年开始，国内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 运动，我毫无例外地被卷进去了。但我对非洲的兴趣没有减退，只要有时间，我还是关 心它，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翰老听完后，马上对我说：我也是从50年代开始关心非洲，研究非洲的。他说，我关 心和同情世界上所有不幸的人。我过去首先关心的是我们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况，主要 表现在我国人民的生活太苦了，以后视野扩大了，我又关心我们的邻国--俄国和印度 等国。当时，非洲还处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整个大陆一直被封闭着，一片黑暗 ，内部情况无人知晓。20世纪50年代初，非洲北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首先发出要求 独立的怒吼声，万隆会议后，黑非洲也行动起来了，黑非洲的文明古国加纳于1957年宣 布了独立。非洲到处都发生着请愿、示威、罢工以及大规模游击战争的行动，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非洲人民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压迫和蹂躏是史无前例的，现在他们 站起来了，我同情非洲人民，对此感到惊喜。从这以后，我也开始关注非洲独立运动的 发展，并开始寻找有关非洲的资料，从事非洲历史的研究。他还告诉我，他已收集了不 少有关非洲的资料，在文革最混乱的时代，他被下放，被囚禁，而他还在思索着要写一 本非洲史。
    翰老已经是一位80多岁高龄的人了，他立志要写一本非洲史，这在我头脑里是一个头 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