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收结构
    19世纪末形成的税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直接税和间接税几乎构成了国家全部收入。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税收结构分为直接税、间接税和手续费。
    1.直接税（土地税和赋税、城市不动产税、房产税、营业税和货币资本收入税）。在俄国直接税的特点是工商业课税（营业税）高于土地和城市不动产税。例如，1913年营业税占全部税收的7.1%，而土地和不动产税仅占3.7%。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19-20世纪之交工业的迅猛发展，但政府的政策导向也起了一定作用。[5]（P390）除国有土地外的所有土地均征土地税。财政大臣依据包额摊派原则，按每省俄亩数和每俄亩的平均产量确定各省的土地税额，并按同样原则将土地税摊派到各县各乡和各户。根据土壤肥沃程度和收成将所有省分成6类，每俄亩税额在5-30戈比之间，中部地区的多数省列入每俄亩10-15戈比的类别中。古老的包额摊派制度根本不能反映土地的实际收成，但是编撰划一的土地清册工作进展缓慢使按收入征税难以取代包额摊派制度。到1914年，仅有18%的县完成了土地和森林的评估工作。[5]（P391）
    从1910年起征收城市不动产税，按照税额纳税，在城市范围内无论住宅还是其他建筑，甚至尚未竣工建筑的所有者按其纯收入或价值缴税。城市自治机关每5年编写附有收入记载的城市不动产汇编，并负责征收该税。住宅税体现出向所得税过渡的趋势，它的外在形式是不动产税，而实际内容却是所得税的变种。这种税首先涉及没有私人不动产、不经商，但同时有充足资金租房的城市人口，即上层官吏和“自由职业者”。住宅税仅针对城市人口，按房主投保住宅价值的2%-10%的比例确定，其税额不足国家税收的0.5%。[5]（P391）
    营业税是革命前俄国直接税的基本形式，1913年它占直接税的半数以上。依据1898年法律，营业税分为两部分：基本税（营业执照）和追加税。对工业企业基本税在500-1500卢布之间波动，对商业企业在12-500卢布之间波动。对非股份制（无需公布决算的）和股份制（需要公布决算的）企业的追加税不同，在俄国以非股份制企业为主。股份制企业缴纳包额摊派税，财政部每3年确定包额摊派税额并按各省、县和一些企业的经济状况分配。非股份制企业同时要缴纳其利润部分3.3%的利息税。[5]（P392）股份制企业缴纳固定资本和利润税，固定资本税为每百卢布纳税15戈比，利润税则大体按累进税收取，利润指标在3%-10%的收取3%-6%的利润税，利润指标再高者利润税递增。对非股份制企业保留包额摊派税制度使营业税极为混乱。20世纪初，政府提高了营业税税率，工商业企业税负加重。例如，固定资本为百万卢布的股份制企业1898和1906年利润同为10%时，利润税却分别为10%和14%；利润同为21%时，利润税却分别为8.6%和16.5%。[6]（P115、118）
    最后一种直接税是货币资本收入税，按货币资本收入的5%征税，是营业税的补充形式，成为向货币形式资本征税的手段。依据法律，国家、社会和私人息票收入、银行存款和私人向企业主的贷款收入按此税征收。同时，不动产抵押贷款、私人债券抵押贷款拥有者收入以及国家债券收入、国家银行和储蓄银行存款收入免缴此税。可见该税种征收的对象有限。直接税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包额摊派；二是各种税额对不同纳税人很不均衡；三是除古老的土地税外，直接税逐渐向所得税过渡。
    2.间接税（包括关税收入、糖收入、烟草收入、酒税、石油收入和火柴收入）。在间接税中关税居首位，1913年关税占国库全部税收的16.7%。关税如此之高既得益于20世纪初俄国对外贸易发展，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政府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自然结果。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粮食在俄国出口中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大多数进口商品被课以高额关税。[7]（P127、136）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迫使俄国居民花销增加，因为进口商将关税加到商品的销售价格中，结果在本不富裕的俄国进口商品价格却高于西欧。以茶为例，在俄国每英磅征收关税78戈比，但在德国仅为4.8戈比，彼得堡茶价比柏林和伦敦高2倍。[8]（P105-106）
    在诸项间接税中糖收入仅次于关税收入。在各种消费税中糖消费税为国库提供收入最多。1894-1914年每普特糖消费税从1卢布75戈比提高到2卢布[9]（P129），这一时期人均糖消费量大幅度上升，糖消费税一直很稳定，1913年它占国家税收的7.1%。烟草收入增长主要与1909年起实施新的烟草制品消费税有关。按新的烟草制品消费税规定，对城市贫困阶层所需的劣等烟征收的税率最高。酒税是对未纳入国家专营的低度酒（啤酒、葡萄酒等）征收的消费税，1913年该税仅占国家税收的2.5%。石油收入在这里专指煤油消费税，它给国库带来的收入较少，原因在于1901-1912年巴库每普特煤油的产地价从9戈比猛增到42戈比，结果受消费能力的限制，1900-1913年照明用煤油人均消费一直徘徊在15英磅上下。[5]（P394）最后，火柴收入同样是对大众消费者征收的消费税，火柴产量的增加和1905年火柴消费税提高1倍使该税随之增加。
    3.官营酒收入。国家酒专营和它从消费者身上征税能力非常强，对国家税收和预算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人们将国家预算戏称为“酒鬼的预算”。1913年官方销售酒所得占国家税收的42.6%，同年俄国1.7亿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孩子）人均支付间接税2卢布7戈比，而购买官营酒人均却破费4卢布23戈比。[5]（P395）
    4.手续费（印花税、诉讼税、公文税、财产转移税、官营铁路运输的旅客和货物税、港口停泊的船只和存储的货物税、不动产的火险税）。手续费是国家税的特殊形式，手续费主要有印花税、诉讼税、公文税。根据1900年新印花条例，印花税税率提高和印花税适用范围扩大。这种税以印花纸和印花票形式最有力地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小铺购物、订报、公职人员缺勤、请医生看病和出售商品无不用印花票。
    20世纪初财产转移税明显提高，1905财产（主要指遗产）无偿转移税从财产价值的4.7%增到9%。[5]（P395）契约（以货币形式销售或割让财产）税提高到其价值的5%。向官营铁路售出的客票和托运的快件收费是利用官营铁路网的追加税。其他形式的手续费对国家税收意义不大，故从略。
    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税收结构大抵如此。俄国不同地区税务负担差别较大：欧俄地区48省人口的纳税额占国家税收的64.3%，居首位；中亚地区9省最低，仅占国家税收的2.3%。全俄人均纳税6卢布94戈比，最高者波罗的海地区人均纳税28卢布17戈比；芬兰地区和波兰地区人均纳税分别为17卢布40戈比和14卢布56戈比；最低者中亚地区人均纳税仅2卢布50戈比。[5]（P396）税收差异主要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有关，政府的税收调节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