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税收与经济增长
    通过纯国库方法保证预算，抑或减低税率以刺激企业活动和扩大税收基础孰优孰劣，一直是税收理论和实践的二难选择问题。当改革后俄国私人企业活动急剧发展，对其新税旧税一齐征时，这种二难选择更为突出。到19世纪中期以前，企业活动规模小，从其身上征得的税额不大，对预算收入影响甚微。1861-1917年俄国实现了工业腾飞，变成农业-工业强国，按工业生产的绝对量，俄国稳居世界第五位，远远超过奥匈、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7]（P138-141）
    税收在农业国家的工业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经济增长的障碍还是催化剂？根据当代经济理论，税收是两个基本因素：税率和税收基础的产物。当税额适度会使国家预算收入增加，而当税额过度将导致预算收入减少。20世纪初俄国税负（税额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重）的沉重程度与西欧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按国民收入的绝对值前者与后者不成比例。对企业主阶层课税不断加码是改革后政府税收政策的基本方针，但按欧洲标准这种加码是适中的，尚未使企业家失去发展其业务的信心。
    国家通过为私人企业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推动运输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借助关税壁垒保护新兴的俄国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等措施，无疑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扩大了税收基础。发展工商业的代价是开征种种新税，20世纪初新税总量达到了俄国全部人口所缴纳直接税的一半。国家在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生活中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未必能说通过税金再分配途径“扶植了”工业，尚未发现通过预算途径资金从农业经济流向了工业经济，在俄罗斯帝国晚期预算政策在这方面至少是不偏不倚的。按当时的术语，在国家预算中“非生产性”（主要用于陆军、海军和行政等）支出继续超过“生产性”（投资国有资产和企业、对私人经济的预算投资、教育支出等）支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预算中“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60%和40%。[17]（P190）与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相比，尽管预算结构仍然以军事和行政支出为主，但“生产性”支出呈现上升势头。西欧国家情况大同小异。19-20世纪之交，俄国工业的突飞猛进绝非政府刻意为之的结果。在革命前的俄国，国家与其说是经济投资者（铁路建设和运营以官营资本为主，这是唯一的例外），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获益者。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之际，税制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工商业领域成为主要税源，税负的重担从农民肩上移到城市企业主阶层的肩上，企业主阶层成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因此关于短时间完成工业化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结论过于牵强（倒是适合于苏联时期）。在工业化进程中市民，尤其是从事企业活动的市民比重呈增加趋势。
    经济增长主要是企业主--纳税人自身经济活动的结果。商人、工厂主和金融家所缴纳的直接税上升，一方面，说明其积极地参与经济生活，另一方面成为政府弥补农民税源萎缩的手段。在1890-1913年预算收入结构中营业税从19%激增到55%[5]（P415），其作用可见一斑。对史学家而言，企业活动税收增长是革命前俄国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间接而又非常重要的证据。
    改革后工商业领域的税收政策（营业税）旨在扶持大型工商业企业，而对小工商业企业则很少关心。立法者将生产领域，而非将分配和流通领域置于优先地位。在这方面，小型工商业企业承受了过重的税负，客观上不利于其技术现代化，更不利于私人企业原则的广泛传播。大型股份公司享受税收优惠。专制制度国家采取了灵活的政策，一方面作为自己国库利益的捍卫者，保障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作为大工业的保护者。
    收稿日期：200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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