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科学史的发祥地，这里自然保留着它独有的研究传统，并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承认他从物理学转向科学史是由于研读下述三位法国科学史学家著作的结果。爱弥尔·梅耶逊（Emile Meyerson 1859-1933）是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在德国接受大学教育，并成为法国公民。1908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同一和现实》，阐述因果律在自然科学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科学思想是常识的延续，科学是现实理性的进步。他的其他著作还有《科学的解释》（1921）、《相对演释》（1925）和《论思想进程》（1931）。海伦奈·迈兹热（Hélnénc Metzger 1884）起初研究矿物学，1918年由于一篇关于结晶学史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1930年她写作《化学》一书，对化学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她不满于严格的实证主义观点，在她看来，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观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个统一体，必须将它们放到一起研究，这些思想今天已经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上述观点主要反映在1954年她出版的一本名为《科学、宗教的呼唤和人类的愿望》的著作中。令人痛惜的是，这位卓越的女科学史家没能见到自己这部著作付梓，1944年被占领法国的德军逮捕，死于去波兰集中营的途中。亚历山大·柯依列（Alexandre Koyré 1892-1946）出生于俄罗斯，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科学史学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史学家。早年柯依列在德国和法国学习过数学和哲学，法俄战争爆发以后，他回到巴黎从事笛卡儿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1934年他翻译了哥白尼《天体运行》第一卷，30年代下半叶他去开罗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伽利略研究》。这时正好是1940年，法国已被德军包围，柯依列只好逃亡，先去埃及，后去美国。《伽利略研究》在美国是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其主要思想是：经典物理学的产生是由于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公式化的结果。他把惯性定律的发现归结于笛卡儿的工作，并认为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惯性概念所导致的人类观念的改变比世界上任何知识事件都来得巨大。1961年柯依列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本书《论“天体运行”》，涉及刻卜勒、哥白尼和意大利天文学家波雷里（G.A.Borelli 1608-1679）。《牛顿研究》是他最主要的著作之一，这是在他逝世后才得以问世的。由于柯依列战后执教于许多美国大学，所以他的思想为美国科学史研究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
    英国重视科学研究的传统，使它同样很早便重视科学史研究（牛津大学1924年即开始筹建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史博物馆，该馆藏有大量科学仪器和设备并一直开放至今），尽管开始时科学史研究纯属科学研究的一项内容，二者并无明显区分。实际上我们已在上文中提到了与萨顿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史家、剑桥大学教授丹皮尔（William Cecil Dampier 1867-1952），他原名惠商（Whetham），生于伦敦，封为爵士，他的重要著作是《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该书1929年初版，1930年再版，成为西方科学史的经典。这部书的意义可以从书名中发现，丹皮尔把哲学、宗教与科学联系起来考察，把握了科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并不是把注意力放在从科学到科学的现成史实中。与丹皮尔同时代的另一位科学史家是沃尔夫（Abraham Wolf 1876-1940），他是伦敦大学教授。1935年出版了《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1938年继而出版了《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与丹皮尔一样，沃尔夫也注重哲学在科学史中的位置，他们所不同的是，沃尔夫断代史式的研究，也许与萨顿的研究风格有关，使科学史内容更加具体而集中，同时把技术史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在英国的科学史研究中，贝尔纳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精神。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出生于爱尔兰。他长期从事结晶学研究，并关注科学的许多课题。他1954年出版的《历史上的科学》一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科学通史。他在序言中说道：该书并不打算贡献一幅在时序上均匀的图画，而是试图将“各时代中科学内部和外部占有优势的种种条件和态度”作一反思，把科学当作十分广义的概念来领会，展示科学、技术和哲学间的复杂关系，强调“科学在社会历史中的相互作用”。贝尔纳还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史本身并非停滞不前”，“为了明智地运用科学，就科学同社会的关联来研究科学史是依然有价值的。”从贝尔纳的上述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再满足于收集材料、编篡科学史一般著作，而是对科学史本身的性质和结构、作用和价值进行深入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常常被纳入科学哲学的范畴，但无论如何它促使科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层次更高的新阶段。
    四
    把科学史理论引向深入的科学思想家有许多，这里只着重分析介绍默顿和库恩的观点。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1935年写成《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文，应其导师萨顿之约，1938年在“Isis”的姊妹刊“Osiris”上发表。默顿承认他的这项研究受到过“赫森论文”的启发。1931年，在第二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前苏联物理学家赫森（Boris Hessen）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进行了讨论，他论文的题目是《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赫森认为，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并非牛顿个人天才的产物，而是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必然结果。默顿认为当“科学本身被广泛当作某种社会问题或引起社会问题的一个富源的时候”，系统地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就刻不容缓了。正是基于上述观点，默顿把17世纪的英国作为考察对象和剖析案例，从社会学的角度，严谨而翔实地考察了宗教（特别是清教）、运输业、采矿业、军事技术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科学史研究方法，正如库恩所指出的，默顿的方法应该被结合到科学史研究之中。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40年代末期将研究兴趣转向科学史。1957年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中的行星天文学》。他通过对哥白尼“日心说”理论如何引发了科学革命，分析了科学革命应具备的要素，透视了哲学思想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政治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1962年他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导言”一开头，库恩就明确批评了“把历史仅仅看成是一堆轶事和年表”和把科学看成“是一堆现行课本中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假如科学的发展仅仅被看成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各种货色一件一件地或者一批一批地添加到那个不断加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货堆上，科学史势必沦为一门专门记载科学连续积累过程的学科。其实科学的发展并非只是单纯的积累，还有突发式的革命，积累与革命这两个概念通常是互补的。在科学永恒渐进增长的观念指导下，以往科学史研究“把个别的发明和发现孤立起来”，主要任务在于考据何人何时何地发现或发明了科学中的何种事实、定律和理论，然而这种科学观忽视了科学固有的内部联系部和外部作用，不符合科学的真实形象，因而它就难以解释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库恩大胆地怀疑以前科学史研究的缺陷，试图“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来表现科学发展的完整历史。他的科学观是“从科学研究的历史记载本身浮现出来的科学观”，暗示了一种新的科学形象，表明了编写历史的某些新含义，最终导致的将是科学史编写中的一场革命。我们认为，“科学革命”将动摇“常规科学”的地位，推翻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彻底改变科学的形象--即改变常规科学所遵循的规则。科学的这种突破性进展和新科学观的形成，势必迫使科学史研究重估原来的事实和重构原先的理论。1977年库恩的一本自选论文集《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问世。在该书“科学的历史”一篇中，库恩精辟地考察了“科学史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如果我们要建立一门科学史学史的话，那么库恩的这篇论文，可称得上是这个新学科的奠基之作。他首先提出了“科学编史学”的概念，并认为它具有两种传统：一种是科学传统，一种是哲学传统，前者表现为历史上的科学史著作，大多由科学家（通常是第一流的科学家）来完成，“历史往往是他们从事教学的副产品。”后者表现为科学史“编史目的具有更为明确的哲学性”，培根、孔多塞和孔德正是试图将哲学的理性描述建立在对西方科学思想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19世纪以后，“在惠威尔、马赫、杜恒等人的著作中，对哲学的关心就成了科学史中创造性活动的主要动机。”笔者认为，“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史学史”是两个相近相关的概念，不过“科学编史学”侧重探讨科学史编篡的过程和方法，“科学史学史”则侧重研究科学史本身的历史发展。后者外延似乎更宽泛些。“科学编史学”除了上述科学传统和哲学传统以外，还应该有第三个传统，这就是历史的传统。库恩在文中虽然不止一次地描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库恩认为，作为科学史职业教育的先辈，大多是历史学家，他们研究科学史只是业余爱好），但并未明确宣布它就是科学编史学的一个传统。而笔者认为科学编史学的历史传统是应予以特殊重视的。这方面内容本文第一部分已作了回答，此处不再重复。库恩在文中也提到科学编史学的第三个“传统”（他称“第三个因素”），是“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者把实证知识看作是整体，用科学通史代替专科史”，虽然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从学科史发展到科学通史，更像是科学编史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用一种“因素”或一种“传统”来概括稍嫌牵强。库恩所说的从单科史研究向科学通史研究的深化，本文第三部分已作了一些讨论。这里还需补充的是，科学通史的出现是科学史研究走向成熟和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方法渗透到科学史研究中来的结果，科学通史可以从以往的学科史中吸取许多养料，但并不能完全替代学科史研究，因为科学通史研究的宽阔视野，同时可以增进或协助学科史研究。再者，科学通史的研究本身也存在困难。正如库恩指出的：“按照一部科学通史的要求，即使有超人的学识也难以把所有进步都编到一部连贯的历史叙述之中。”笔者以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辨证法，同样适用于科学编史学。在“科学的历史”这篇论文中，库恩提出了“内部史”、“外部史”概念以及内部史和外部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此举与萨顿在科学通史领域史诗般的研究遗产具有几乎同样重大的意义。因为科学史从反思科学进而反思自身无疑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标志。在库恩看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科学史，一种是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来考察，称之为“内部方法”；另一种是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这两种方法尽管存在“天然的自主性”，但它们是能够互相补充的，怎样把二者结合起来，是科学编史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库恩《哥白尼革命》一书，实际上是将科学内部史和科学外部史融汇贯通、综合体现的一个成功的科学史研究范例。库恩在分析日心说诞生的客观环境时，除了剖析科学内在发展的逻辑（托勒密地心说体系遇到越来越多的危机）之外，还着重列举了影响日心说问世的若干社会因素：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中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