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院历史系为庆贺著名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七十寿辰，约请校内外作者撰文，拟编辑出版一本《古史论集》；瞿林东和下面孟繁清、孙继民先生的三篇文章，是其中的一部分；学报征得有关方面的支持，先行发表出来，以示同贺。
    考察一个时期的史学，必首先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的发展，才有可能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同历史的联系，进而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的面貌和特点。这是阐述一个时期的史学之各种表现及总的进程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许多历史研究者都把它们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而且各有自己的根据。本文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待，这主要是基于门阀地主在这个时期占有统治上的主导地位而确认的。①当然，这两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在把它们划分为一个时期的基础上，也还可以把它们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待。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历来有不同的评价。司马光认为：魏晋皇室“骨肉相残”，“而胡、羯、氐、羌、鲜卑争承其弊，剖裂中原，齑醢生民，积骸成丘，流血成渊，几三百年，岂不哀哉！”②司马光指出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处于分裂、争战之中，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论是十六国，还是北朝，各封建皇朝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它们并不完全是无所作为的，这一点，司马光却没有指出来。其实，早在唐初，人们对此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有几句话是涉及到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的评价的。他说：
    自有晋南徒，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述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③李渊用“嘉谋善政”、“立言著绩”不乏于时来评价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显然不同于把这时期的中原的历史视为漆黑一团的看法。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两朝。北朝的魏、齐、周、隋四朝（魏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实则是六朝，隋出于北朝故列于此）。唐初君臣的这种认识，从政治上看，他们并不认为在分裂时期的一些皇朝都是无所作为的；从民族上看，一方面他们固然还不能摆脱对于少数民族的歧视，另一方面他们的确认识到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识到各族关系和密切对于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唐初提出了修撰“六代史”的计划；其后，在承认前人所修《魏书》史学地位的基础上，写出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反映出对于这些皇朝历史地位的尊重。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新撰的《晋书》，是唐初史家所撰前朝史中对少数民族仍不免歧视而又比较突出的。即便如此，《晋书》对十六国的历史还是重视的，并采用“载纪”这种特殊的体例予以表述，而在具体的评价上亦根据事实有所肯定。如在对石勒的评论中有这样的话：
    观其对敌临危，运筹贾勇，奇谟间发，猛气横飞。远嗤魏武，则风情慷慨；近答刘琨，则音词倜傥。焚元超于苦县，陈其乱政之睨，戮彭祖于裘国，数以无君之罪。于是跨蹑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材而窃澈号，拥旧都而抗王室，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④
    又如记符坚之事，其中讲到：
    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
    ……
    坚以境内早，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谦以次降之。复魏晋士籍，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舞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央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键，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⑤
    从这些记载来看，对于十六国中的后赵和前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随意否定的；即便是对十六国中的其他各个割据皇朝，也不能完全视为历史上的消极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移，民族纷争与民族融合，不仅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而且也促进了更大规模的政治统一。对此，隋与唐初统治者都有十分明确的认识：既有“君临万国”、“抚临天下”的威严，又有“四海又安”、“天下大同”⑥局面。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呼万岁。”⑦在这里，李渊和李世民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胡、越一家”、“四夷入臣”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喜悦和称颂。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民族关系的这种历史性的新发展，尤有深刻的认识。贞观二十一年（647），他十分认真地总结了民族关系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史载：
    上御举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上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生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之坚，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人，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巽，无代无之，肤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丙一人。自古皆责中华，戮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⑧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是把能够同时做到“平定中夏”、“服戎、狄”看作政治上成功的大事，看作是他超过前人的主要标志。唐人所谓“天下一家”的观念，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也有多民族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