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门阀时代，即门阀地主在统治阶级中占领导地位的时代。门阀地主的形成有不同的来源，或由东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或是魏晋豪强地主在政治上得势演变而来，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必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家族声誉积累的过程。门阀统治的特点，是以家族结构同封建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它兴起于魏晋，消失于唐末，是这一时期封建统治的特殊形式，有其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南宋史家郑樵对这种统治形式有如下的概括：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戚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⑨郑樵说的“隋唐而上”，当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他说的“近古之制”，也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典型而延续至隋唐。五代以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可以说，谱学的兴衰同门阀的兴衰是一致的。郑樵从官方、私家的谱系之学与谱系之书的盛衰，中肯地道出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国时期，吴、蜀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有积极的措施。这不仅为他们的割据称雄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西晋末年，北方动乱，晋室东渡，人口南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宋书·州郡志》记载了“遗民南渡”和侨置郡县的一些情况，勾勒出一幅幅人口南迁的历史画面。人口南迁。不独是门阀士族的南迁，更是大批劳动人手的南迁，同时也是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南传和中原思想文化的更大规模的南移。在此基础上，南方的城市、交通有了更大的发展。《隋书·地理志》极言扬州之盛：称丹阳“埒于二京，人杂五方”，京口则“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而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则“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同书记荆州说：“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通典·食货十》记，贞观、永徽之际，“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而至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其绝大部分出于江南，可见江南漕运对于关中的重要。同书《州郡十二》记扬州风俗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庚之风扇焉。”《州郡十三》又记荆楚风俗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后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时期南方社会历史进程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发展还有一个特点，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这个时期，中国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更广泛的、更大规模的发展。通往中亚和南亚的商道，到隋朝已发展为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铁勒等部，至拂国（今叙利亚）。中道，从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经焉耆、龟兹等地，过葱岭，至波斯（今伊朗）。南道，从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附近），经于阗，过葱岭，到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一带）。中道和南道，还更向西延伸。向东的海路联系，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规模最大。三国时，日本曾遣使来中国；南北朝时，它同波斯一样，也曾派人来中国报聘。隋唐时期，日本更是经常不断地派使节来中国，这些使节被称为遣隋使、遣唐使。随同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的，还有许多学问僧和留学生。唐时，日本来中国最大的使团达到500人之多。盛唐时期，中国跟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其中以今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最为频繁。在文化联系方面，各种宗教的传入和发展，是最具时代特点的。其时，外来的袄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分别由波斯和阿拉伯传入。而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极盛阶段。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激发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热情。据有的研究者统计，东晋时西行求法的有37人，南朝刘宋时有70多人，北朝时有19人，⑩至唐代仍有发展。东晋的法显（约338-423）和唐初的玄奘（602-664），是西行求法僧中成绩和影响最大的。法显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99）西行求法，经十三四年回国，纪述其所经历之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情况和山川风习，成《佛国记》一卷。此书是关于中外海陆交通最早的详细记录。玄奘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自长安出发，取道高昌、热海（伊塞克湖），渡阿姆河，经迦毕试（喀布尔附近）而入印度。历尽艰辛。玄奘在印度刻苦学习、参加论辩、从事译书、介绍大唐情况，受到宗教界和政界的礼遇与尊重。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载誉归国，受到唐太宗的召见。此后，玄奘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大规模的译场，致力于前所未有的译经工作，译成经论75部，共1335卷，译笔忠实而流畅，远远超过前人。他又与弟子辩机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他所亲历的111国及得之传闻的28国的山川、风习、宗教传说，是关于西南亚及中亚等地的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佛教的发展和佛教经典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阶级结构、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反映在其他许多方面，总的趋势是：中国文化雍容大度地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而中国文化也大大扩展了它的辐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