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地位的突出。《史记》创纪传体通史，《汉书》继承《史书》而断汉为史，从而创立了“正史”。而“正史”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不仅得到了确认，而且得以不断高扬而显得非常突出。《隋书·经籍志》史部以“正史”为13类之首，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正史”地位的尊崇。其正史类后序说：自《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相继问世后，“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今依其世代，聚而偏之，以备正史。”它所著录的，自《史记》以下有西汉史、东汉史、三国史、晋史、南朝宋、齐、梁、陈史，北朝北魏史、北周史等以及有关的注释和评论，凡67部、3083卷。这是中国史学上在官修史书中第一次把“正史”的名目用以统称纪传体历代皇朝史，并将其置于史书的显赫地位，这从两个方面加强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一是对于“正史”的反映一代社会历史面貌之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化了，一是对于撰述前朝史之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了。这从唐初李渊的《修六代史诏》、李世民的《修晋书诏》看的十分清楚。自《隋志》以后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正史”的这种地位从来不曾有所改变。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二十四史》即历代正史，仍然是人们研究、认识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基本依据。
    --家史、谱牒和别传：史学的门阀风气及表现形式。家史、谱牒和各种名目的别传大量涌现出来，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这一时期门阀风气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刘知畿在《史通·杂述》篇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谱》、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谓之家史也。”这里，刘知畿指出了家史的性质，它出自“高门华胄”，具有“思显父母”、“贻厥后来”的作用。他举的扬、殷、孙、陆四例，是把家史同谱牒合而论之的。《隋志》以家史入“杂传”类（因家史多以“家传”为名），而以“谱系”自为一类。今从《隋志》，分而论之。
    《隋志》杂传类自《李氏家传》以下，至《何氏家传》止，共著录家史29种，多为两晋南北朝人所撰，如《王朗王肃家传》、《太原王氏家传》、江祚《江氏家传》、裴松之《裴氏家传》、曹毗《曹氏家传》、范汪《范氏家传》、纪友《纪氏家传》、明粲《明氏世录》、王褒《王氏江左世家传》等。南朝梁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家传8种，其中《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李氏家传》、《谢车骑家传》、《顾恺之家传》等5种，《隋志》未著录。”（17）这34种家史，基本上都已不存，其中少数几种在《世说新语注》也只存片言只语。然而，南北朝的家传，在作为正史的《宋书》和《魏书》的列传中，在《南史》、《北史》的列传中，还往往可以见其踪影，这几部正史的列传常以子孙附于父祖而传，一传多至三四十以至五六十人，从中不难窥见当时所流行的家传的形式。家传的发展，延续到唐代。《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的多种家传中，有些是出于各家之手，如令狐德《令狐家传》、张大素《敦煌张氏家传》、颜师古《安兴贵家传》等。
    家传是家史的一种形式。家史的另一种形式是家谱，家谱则是谱牒的基本构成因素。当然，谱牒之书并不限于一门一姓，有一方之谱，也有全国性的或一个皇朝统治范围内的总谱。这是谱牒同家史的一个区别。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家史多撰自私门，而有影响的一方之谱和全国性的总谱多出于官修。《隋志》谱系类著录的谱牒之书，有帝谱、百家谱、州谱、家谱凡34种，是属于魏晋南北朝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的谱牒之书。其实际上的数量自然比这要大得多，仅《世说新语注》引用的谱书46种，就有43种不见于《隋志》著录，可见佚亡的或失于著录的数量之大，进而可以推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撰述之盛。在唐代，谱牒撰述仍保持了一段兴盛时期，自中唐以后开始走向衰落；这种衰落，同门阀的衰落是一致的。《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自《大唐氏族志》以下。唐人所撰谱牒多种，有总谱、皇室谱、家谱等名目，作者更是名家辈出，如柳冲、洛敬淳、韦述、林宝、柳璨、萧颖士、柳芳、柳、刘知畿等皆为世所重。
    谱牒撰述之盛推动了谱学的产生和发展，东晋、南朝谱学有两大支脉，一是贾氏谱学，一是王氏谱学，而后者源于前者。贾者谱学的奠基人是东晋贾粥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记：“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年），贾弼之在朝廷的支持下，“撰定缮写”成书，并经其子匪子、孙渊“三氏传学”。此书包括“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这就是《姓系簿状》一书，是为东晋、南朝谱学之渊薮。南朝刘宋时，王弘、刘湛“并好其书”。王弘为太保，“日对千客，不犯一人讳”；刘湛为选曹，乃撰《百家谱》，“以助铨序”。（18）萧齐时，王俭重新抄次《百家谱》，而贾渊与之“参怀撰定”；同时，贾渊亦自撰《氏族要状》15篇及《人名书》。其后，贾渊之子执撰《姓氏英贤》100篇和《百家谱》；贾执之孙冠，承其家学，亦有撰述：这都是王氏谱学兴起以后的事了。（19）王氏谱学兴于梁武帝之时。时尚书令沈约指出：东晋咸和（326-334年）至刘宋初年，晋籍精详，“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后来由于晋籍遭到篡改，使“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他认为，“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于是，梁武帝乃以王僧孺知撰谱事，改定《百家谱》。这次改定是：“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撰成《百家谱》30卷。他还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20）谱学在唐代，也有它发展的辉煌时期。盛唐时，太宗招修《氏族志》、高宗诏修《姓氏录》、玄宗诏修《氏族系录》，是这一辉煌时期的主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氏族志》的修撰“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仆等级”，贯彻了“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21）《姓氏录》的修撰，更是明确地贯彻了“以仕唐官至五品者皆升士流”的原则，（22）故“当时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23）《姓族系录》的修撰原则也大抵如此。这时的谱牒已不同于东晋南朝时的谱牒，而是以皇家的权力和声望混士、庶于一书之中的谱牒了。尽管“姓氏之学，最盛于唐”，（24）但正是在它的发展达到辉煌之日，也是它开始转向衰落之时。唐代谱学自玄宗以后，逐步走向式微。中、晚唐之际，林宝撰《元和姓纂》10卷，流传至今，人们或可据此去追想唐代谱学辉煌时期的盛况。
    谱牒撰述之盛和谱学的发生、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立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25）这表明，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都以谱牒为据；而谱牒又须“考其真伪”，故有谱学之兴。此外，门阀之间的联姻，也要相互考察谱牒，以确保门当户对。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种社会现象，在隋唐废除九品中正制、大力推行科举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相当程度的继续。（26）诚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所说：“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陨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这里说的“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的世风，正是“姓氏之学，莫盛于唐”的一个重要原因。谱牒之学成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实在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