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26-28日，由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上海世界史学会主办“大国崛起道路的历史比较”研讨会在江苏吴江举行，来自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软力量”决不逊于铁血政策
    钱乘旦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西欧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发展遵循着在形成初期需要集中权力以克服封建割据状态，而形成后则需要分散权力以适应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历史规律。
    任东来教授（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观念和制度力量的重要性决不逊于铁血政策。
    于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
    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英、美等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不仅追求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强大，而且还注重制度、文化等“软力量”的建设和创新；而德、日等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滞后导致走上发动战争的不归路，强国之梦彻底破灭。
    不久前刚给中央政治局领导讲授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否构成对他国的威胁，是否表现为挑战性和扩张性，与其自身的制度和结构密切相关。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其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的积淀与延伸，国家在发展道路中形成了制度，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崛起方式。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国家发展的前提，而民族国家又要为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而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西欧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发展遵循着在形成初期需要集中权力以克服封建割据状态，而形成后则需要分散权力以适应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历史规律。
    英国所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和平崛起之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东来教授认为，尼德兰革命为英国提供了可以借鉴和仿效的先进制度。当时的英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学习和继承荷兰先进的私有权观念和制度规定，并根据本土环境进行必要的创新，确立并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议会至上的“立宪君主制”。钱乘旦教授也指出，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的和平手段摆脱了专制王权对国家发展的制约，此后就一直在议会框架内以和平与渐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制度调整，在调整中适应社会的变革，因而其每一次改革都能坚实地向前迈进，从未出现反复和倒退。
    美国由富而强的崛起之路也充分体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任东来教授强调观念和制度力量的重要性决不逊于铁血政策。美国不仅视自由为发展的目的，而且把自由作为发展的手段。美国在学习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法律制约权力的观念，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是现代世界政治最大的制度创新。美国的宪政制度保证其可以自由放任地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最发达的市民社会，从而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指出，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帝国主义的社会思潮，这一政治力量可以通过宪政制度制约美国政府，从而使国家在富裕后能够避免走上侵略扩张的强国之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认识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同时采取渐进方式，不断调整国内结构以持续利用外部资源，保证了国家的结构性、物质性变化与其价值观念变化的密切结合与相互平衡，并在新旧价值观念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中，提出了20世纪新秩序的原则--以自由贸易、民主政治与和平为核心的威尔逊主义，而在二战后真正确立了这些原则，使其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文化因素也是一国崛起的重要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全球化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在认识、走向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保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力量与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同等重要，文化是增强国家发展的原动力。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全面而系统的制度建设和创新，借鉴和吸收他国的先进制度，避免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妨碍开发和使用内外资源的阻力，防止因制度缺陷导致国内社会混乱，引发国际冲突；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通过构建公民身份认同减少国内民族矛盾，防止在崛起过程中出现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扬弃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吸取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是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家软力量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