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迥异的地缘环境
    郑寅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景德祥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一国的崛起往往会打破所在地区原有的平衡，引起其他强国的敌视，进而引发局部冲突甚至爆发世界大战。
    美国地处西半球，东西两边为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成为其崛起过程中避免与他国冲突的天然屏障。相比之下，日本、德国、俄罗斯在历史上都曾处于不利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之中，并且在处理周边关系上都未能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崛起过程的失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寅达教授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员认为，一国的崛起往往会打破所在地区原有的平衡，引起其他强国的敌视，进而引发局部冲突甚至爆发世界大战。德国的经验教训在于，它从1871年实现统一并建立德意志帝国后，没能正确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紧张关系，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二战之后，德国的周边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德国主动积极地与法国实现和解，通过欧洲联合来实现两国的互相融合与制约；另一方面，德国也及时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推出“新东方政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冷战结束后，德国将自身统一纳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消除了周边国家的忧虑，维护了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上海社科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秀石研究员认为，二战后，日本的周边外交以经济为突破口，从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各个方面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格局：在资金上，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而在资源上日本高度依赖中国等周边国家；在技术上，日本曾是周边国家主要的技术来源；在市场上，周边国家对日本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目前，在东亚地区，中国相对于日本是后起大国，中国的发展已造成日本在心理上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在可见的将来，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和摩擦不可避免，中日关系只能在不断的磨合中求得发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具备美国那样的独特地缘优势。因此，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努力经营周边环境。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利用经济力量，通过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来带动周边市场的发展，促进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有意识地积极地发展与日本、俄罗斯、印度周边大国的合作，创造有利的周边地缘环境，从而降低霸权国家在周边制造矛盾和对抗，遏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
    “三农”仍是大问题
    金重远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是建立在大面积侵占农民土地的基础上。
    蔡佳禾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往的现代化研究片面重视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严重滞后。
    国家崛起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就是综合国力的发展与强盛。这就决定了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现代化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问题。俄罗斯崛起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余伟民教授指出，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先进这两者并不必然并行。俄罗斯在处理这两者关系方面一直处于结构性矛盾之中。俄罗斯的国家主义道路是由俄罗斯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根源所决定的，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国家主义道路。国家主义道路对于俄罗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一定历史阶段推动了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主义，如果不能适时地向社会发展道路转型，不能超越历史的阶段性，则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碍。因为就崛起的本质而言是社会塑造国家。余教授还强调指出，国家的崛起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强国地位，但是强国地位并不等同于霸权，而是一种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和大国地位。他认为霸权地位的转移从历史看可以是相对短暂的，但是中心地位的移动则必然是长期的、缓慢的。中心地位的转移取决于社会的先进性和国家的发展，强国地位应更注重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荣耀研究员指出，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身的社会经济转型，即如何能否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如何处理崛起过程中社会经济转型方面，钱乘旦教授认为应寻求以和平方式进行内部社会发展，而避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教授则以各国农民问题的解决路径为例说明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社会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认为英国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丧失了土地，因此从阶层上而言，英国农民基本消失。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流动人口，为英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法国农民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获得了小块化的土地而形成了小农经济。农民获得土地后不愿出售、离开土地使法国城市工业生产缺乏充足的劳动力，滞后了法国工业经济的发展。美国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由于美国特殊的国土资源而不具有代表性，而俄国则是失败的道路，因为俄国农业问题一直是在公社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因此农业生产存在效率问题。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是建立在大面积侵占农民土地的基础上。任东来教授也指出，我国目前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公平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民一直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国民待遇，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是崛起应该首先从法律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平等地位。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认为，农民问题实质是现代化问题，崛起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因此农民问题是崛起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以往的现代化研究片面重视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严重滞后。蔡教授认为美国农民问题的成功在于用土地私有化的方式，变土地为农民财产从而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美国经验也是我们可以参照的模式之一。
    因此，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转型，而农民问题则是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应该在强调国家发展的同时追求社会公正。只有公正的社会才可能是先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