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防不切实际的定位
    张幼文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院长）：国家地位的准确定位将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定位应该强调时空条件，即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背景。
    李宏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二流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大国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国家定位，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失败则起因于威廉二世错误的国家定位。
    叶书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前苏联海军自我定位为世界海军强国，这一超前定位导致了前苏联军费急剧增长，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前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性的国际体系真正形成，国家对于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崛起的成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宏图教授指出，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二流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大国正是得益于正确的国家定位，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失败则起因于威廉二世错误的国家定位。二战后，法国实际上已沦为了二流国家，其经济、军事力量受到了战争的极度破坏，法兰西精神中的大国意识难以通过经济、军事等传统方式来实现，因此法国通过文化强国的国家定位，依靠文化的软力量实现并支撑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德国统一得益于俾斯麦正确的大陆政策的实施，而大陆政策正是德国基于欧洲大陆强国的自我准确定位。但统一后，德国国力稍有增强，德皇威廉二世就急于成为世界强国，这大大脱离了当时德国的国力。这一错误的国家定位，导致了“世界政策”的出台，并最终引发德国与霸权国家英国的直接对抗，德国崛起由此而告失败。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叶书宗教授则以前苏联海军发展的成败做为个案，小中见大地分析了前苏联的国家定位问题。在叶教授看来，前苏联海军在冷战初期崛起的关键在于其准确的定位，即大力发展近海防卫，特别是发展潜艇技术。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前苏联海军自我定位为世界海军强国，这一超前定位导致了前苏联军费急剧增长，严重拖累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成为前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深刻的教训告诉人们，国家定位问题对于国家崛起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院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国家地位的准确定位将为一个国家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定位应该强调时空条件，即强调时代条件和国际背景。当前我国的崛起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因此我们目前也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上进行国家定位。经济强国的衡量标准有三个变量，即经济品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三者的总和是国家经济强盛指数，品质仅仅是国家经济的强度指数，品质与规模的乘积则是经济的强大指数。经济强国要从强度指数、强大指数和强盛指数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世界历史》杂志副主编赵文洪研究员也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提出，国家定位的标准应该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平衡。单一的经济或者军事指数无法准确地进行国家定位。同时，崛起中的大国应该根据其定位来承担自己的大国责任。
    因此，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必须注意经济、军事、制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平衡，不能超越国力而提出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
    挑战现存体系是极危险的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当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和争霸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后起大国崛起的中断甚至完全失败。
    叶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国家自身的意愿，而是由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
    余伟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内部的发展争取成为中心区域的一部分，从而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
    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后起大国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体系及体系中霸权大国的关系，往往决定了后起大国以何种方式崛起，事关崛起成败。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指出，当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大国处于力量鼎盛时期，后起大国对它发起挑战和争霸是极其危险的，会导致后起大国崛起的中断甚至完全失败。近代史上，德国和日本希望通过战争打破当时以英国为霸主的世界体系，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则是在德、日削弱英国霸权的基础上，继承原有世界体系的同时进行调整和创新，从而成功取代了英国。
    钱承旦教授认为，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手段与其自身的意愿有关。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近现代历史上，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既有和平崛起的民族国家，也有走战争道路的国家。一个民族国家在崛起中注重国内社会的发展还是寻求在国际上的霸权，决定了它与现存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的关系。一个追求内部社会发展和自我进步的国家，没有发动战争的蓄意就不会被他国视为挑战和威胁。
    而上海交通大学叶江教授则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国家自身的意愿，而是由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民族国家是近代历史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由其构成的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必然造成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一方的发展会引起另一方实力的相对下降而感到威胁并产生恐惧，从而陷入以军备竞赛为特征的“安全困境”。在这一体系中，一国的崛起就必然走向冲突和战争的宿命。因此，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超越无序状态的国际体系，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中国要走向和平崛起，应放宽眼界，从国家层面提升到地区层面、世界层面来考虑中国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伟民教授强调，近代以来还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它与霸权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心国家往往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霸权体系下，由一国支配体系必然造成安全困境，而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进入“中心区域”，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内部的发展争取成为中心区域的一部分，从而摆脱传统的“安全困境”。
    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而中断崛起的过程，也要防止因大规模军备竞赛而引起国民经济资源的无限制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