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罗马的公民权政策促进了共和国的兴起，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政治上，公民权的扩展扩大了罗马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被释奴扩大了罗马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从王政时期就出现的被释奴隶在社会上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它大大增加了罗马公民的人数。据记载：公元前357年，罗马政府开始对奴隶释放征收5%的管理税，到公元前209年，国库中此项收入已积累了4000磅黄金，由此推算出每年平均有1350名奴隶获得自由[8]（P178）。进入共和末期后，这种制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如苏拉一次就从被宣布为公敌的人的奴隶中选择年纪最轻、身体最强的一万多人为平民，给予他们以自由和罗马公民权，依照他自己的名字，称他们为科尼利阿斯[4]（P85）。被释奴也充实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后世家族很少能宣称，在其系谱中任一阶段完全没有奴隶血统。被释奴参加了罗马的国家机构，塔西佗说：“被释奴隶这一类人是到处都有的，特里布斯、公职人员、高级长官的助手和祭司，还有在罗马征募的夜防队，大部分都是由被释奴隶来补充；大多数的骑士和许多元老都是被释奴隶的后裔。”[9]（13.27）塔西佗的话虽然反映的是公元一世纪的情况，但在共和时期也适用。
    等级斗争调整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关系，平民取得了与贵族平等的权利，在法理上成了共和国的主人，从而扩大了城邦的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平民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富有平民和旧贵族逐渐合流，融合为“新贵”，共同把持政权。元老院的席位越来越多地为平民上层占据。据统计，在公元前400年以前，元老院席位全部为贵族独占；在公元前4世纪，贵族仍然保有130个牙座元老席位，平民获得65个牙座；到公元前3世纪末（前216），贵族的牙座还剩下73个，而平民的牙座增加到125个，至于非牙座元老的差别想必更大；公元前179年，贵族只拥有元老院全部席位中的88席，平民拥有216席，占压倒优势[10]（P54）。显贵在城邦中取得主宰地位之后，就像旧罗马贵族一样，逐渐走向自我封闭。但相比之下，由于元老院容纳了看法和利益相近的平民上层，集中了一批富有政治军事才能与经验的人才，从而壮大了统治阶级队伍。
    在征服过程中，为了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加强对奴隶和下层人民的统治，罗马吸收被征服者的统治阶级参与政权，并在适当时机广泛授予被征服者公民权。例如，拉丁战争后，公民权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扩展，由于拉丁公民的加入，罗马公民人数从公元前339年的165000人扩大到公元前319年的250000人[11]（9.19）；同盟战争后，公民权在共和国范围内有了最大规模的扩展。据不完全统计，随着意大利公民的加入，罗马公民的人数从公元前86/85年的463000人达到了公元前70/69年的900000[11]（概要，98）。
    罗马与被统治者上层的联合给罗马的统治阶层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距拉丁战争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图斯库姆贵族L·Fulvius在公元前322年获罗马执政官职位，普勒尼斯特贵族O·Anicius成为公元前304年的市政官[12]（P547-548，P591）。征服意大利后，罗马同样依靠各部落和地区的社会上层作为统治支柱，对意大利及意大利以外的行省进行统治。总之，罗马人认为，“在治理国家时要把一切真正优秀的东西都移植过来，而不论它来自什么地方。尤利乌斯家族是从阿尔巴来的，科伦卡尼乌斯是从卡美里乌斯来的，波尔齐乌斯家族是从图斯库路姆来的；不用向远古的时候探索，元老们都是从埃特路里亚、路卡尼亚以及整个意大利选进来的；最后，意大利本身扩展到阿尔庇斯山，巴尔布斯一家是从西班牙来的，和他们同样显赫的一些家族则是从纳尔波高卢来的，不仅仅个人，就是不少国家和民族也完全被包括到罗马人的整体里来了”[9]（11.24）。
    （二）在经济上，公民权的扩展促进了经济的普遍繁荣
    首先，公民权的扩展虽然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它涉及到生产关系的调整，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促进。
    可以说，在决定和影响罗马城邦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中，自由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罗马城邦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古代所有制中，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公社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2]（第46卷上，P476）。可以看出，罗马的私有土地明显地受到公社和公民身份的限制，国家有权分给或限制每一公民的份地。
    公民范围的扩大，为城邦公民份地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罗马城邦公民份地的增加和扩大，也是同它对外征服和军事上的胜利密切相关的。战争的成功进行和霸权的确立使公有地数量猛增，其中一部分划成5-30优格不等的份地分配给罗马公民，还不时通过殖民或移民等方式，把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罗马公民。杨共乐教授曾列表统计了共和国不同时期公有地扩展、土地分配与殖民及公民人数与土地面积增长等情况[13]（P169-170），其统计数字表明，随着罗马对外扩张的节节胜利、公有地数量的明显增加和公民权的扩展，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促进了城邦公民的份地即自耕农经济的充分发展，稳固了罗马国家的经济基础。
    其次，公民权的扩展调动了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人是生产的主要要素，公民权的扩展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从而便利了罗马国内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的交流和人员的往来，为经济的更快发展提供了前提。另外，无权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也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单以农业为例，农作物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公元前204年，夏粮获得了近10年来从未有过的丰收。马尔库斯·瓦罗告诉我们说，在公元前150年，1摩底乌斯的斯佩尔特小麦只要一个阿斯铜币，这一价格可以买到1康吉乌斯酒，或30磅的干无花果，或10磅橄榄油，或12磅肉”[14]（18.4）。相比之下，奴隶的生产积极性要差得多。奴隶的社会地位低下，被奴隶主视为“会说话的工具”，鞭子和枷锁被当作促进他们劳动的灵丹妙药。心怀不满的奴隶的主要武器是消极抵抗，劳动产量降至最低限度。尼禄时代的农学家科路美拉在总结意大利农业危机的原因时认为：“把农业像交给刽子手去惩办那样地，交给奴隶中最不适宜的人去做，而在我们祖先的时候，从事农业的是最好的人物并且使用最优良的方法。”[15]（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