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在评价整肃运动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它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整肃军国主义分子,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的既定方针。早在日本投降前夕,由中、苏、美、英四国共同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就明确宣告:“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⑨日本投降后,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在其对日基本政策中也规定,“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严格取缔一切表现军国主义与侵略精神的制度”,“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严格说来,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运动,不过是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政府,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历史潮流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而采取的措施,是执行反日本法西斯盟国的共同意志。但在执行过程中,美国政府利用单独占领日本、可以对日本发号施令的有利条件,掺进不少私货,使之深深打上美国的标记。美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发表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就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是:“(一)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此政府应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⑩显然,剪除四十年来的劲敌日本,使之不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建立起一个支持美国目标的政府,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效劳,这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整肃,就是为达到这一根本目的所采取的重要步骤。通过整肃,一方面将曾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日本军国主义旧势力整下台,另一方面又把亲美势力扶上台,使之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保证亲美路线的执行。战后改革无不打上美国的烙印,除了各项改革都由美国占领当局主持和领导这一决定性因素外,亲美派上台执掌权柄、推进改革,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占领当局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占领统治,还将矛头指向占领政策的反对派,造成整肃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从1950年6月开始的对日本共产党人的所谓“赤色清洗”(清共),使一万多名与日本军国主义毫无瓜葛的正直、进步人士,无端受到解除公职的处分。这一荒唐举动完全背离了整肃军国主义分子的运动宗旨,显示了整肃的阶级局限性。 在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方面,也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属于清洗之列的部分军国主义分子或与军国主义有牵连的人,被免于整肃,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原日本军部重要成员,如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第二部(情报部)部长有未精三中将、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等15名高级将校,本应属于整肃之列,但美国占领当局却将他们保护起来,只把他们的“公职”从参谋本部转为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参谋二部,使之专门从事针对苏联的情报工作,为美国政府效力。第二,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改变,整肃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解除公职处分一风吹。战后,美国政府出于遏制与包围社会主义苏联的全球战略考虑,曾一度把亚洲政策的重点放在援助蒋介石,并通过他的政权把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此作为美国在亚洲进攻苏联的反共基地。但是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使美国政府将其亚洲政策的重点从中国转向日本。从1948年开始,美国改变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方针,转而采取复兴和扶植日本的方针,使日本成为防范中国、遏制苏联、争霸世界的“远东堡垒”和“远东工厂”。这一转变具体地体现在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1948年1月所作的政策讲演中。他指出:“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对于今后在远东可能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战争威胁,为达到防范的效果,乃在于建设十分坚强稳定的民主主义”,“日本必须成为远东的堡垒”(11)。在美国政府新的对日政策指导下,占领当局从1948年5月起,采取措施逐步解除被整肃人员的开除公职处分。1948年5月宣布撤消148名被整肃人员的处分;1950年10月,宣布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军事学校的陆海军3,250名职业军人撤消处分;1951年3月,宣布对一万多名职业军人、右翼法西斯团体骨干、前议员、经济界和新闻界人士、特高警察解除处分;1951年6月至11月短短五个月里,又有十七万七千多人先后解除处分;1951年11月至翌年4月,包括战犯冈田启介(前首相)、重光葵(前外相)、宇垣一成(前陆相)、岸信介(前商工相)在内的7,233名整肃人员解除处分;1952年4月28日,片面媾和的“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和整肃有关的一切法令宣布作废,解除公职处分一风吹。这样,从1948年5月到1952年4月,短短四年中,二十多万名军国主义分子或与军国主义有牵连的人相继被解除处分,不少人重返公职岗位。一些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人重新活跃于社会各界,给日本的发展又蒙上一层阴影。战后四十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总是阴魂不散,其源盖出于此。 第三,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并没有伴之以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深入批判和彻底清算,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始终没有形成。因此,一些军国主义分子至今还得到部分人的同情,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思想在日本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与战后德、意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言论、思想的声名狼籍形成鲜明对照。 注释: ①太田刚:《开除公职》,载朝日新闻社编《漫话昭和史》第5卷,1977年版,第239页。 ②袖井林二郎:《麦克阿瑟的两千天》,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第198页。 ③《漫话昭和史》第5卷,第277-279页。 ④参见末川博编:《战后二十年史资料》第3卷,《法律》, 日本评论社1966年版,第47-48页。 ⑤中央公职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后来又有若干变更:牧野英一接替松鸠鹿夫担任委员长,谷村唯一郎、白银朝则、熊本虎藏等人任委员。 ⑥末川博:《战后二十年史资料》第3卷,《法律》。 ⑦汉斯·贝阿瓦尔特著、袖井林二郎译:《领导人清洗》,第136页。 ⑧石田雄:《惨局与和平--1941~1952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第202-203页。 ⑨《波茨坦公告》,转引自赫赤等著《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⑩转引自赫赤等著《日本政治概况》,第31页。 (11)斋藤真等编:《战后资料--日美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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