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验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所谓实验的方法，简言之“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或“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在胡适看来，这一方法或态度要旨有三：一是重事实，即以具体的事实为起点，不管“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而应以游历、调查和统计等具体材料下手。二是重假设，即根据观察、调查所得出解决疑难的假设，然后在实行中求验证。博学只是为了增加假设的来源。三是重验证，一个假设的真假，要看它能否得到验证。证实了有用的，才可说是真的。在未经证实之前，一切理想学说、主张和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13）“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4）这三点，也就是一般科学研究的三个步骤，即先“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15）在这三步中，胡适最重视“假设”和“验证”。他说：“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16）“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17）“验证”则是实践对假设的肯定或否定，在未经验证之前的假设，“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18）“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乃是“信仰与怀疑的标准”。“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据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9）当然，这里的“定论”，只是暂定而非永定之论，因为胡适认为一切真理都不是绝对、永恒的。由于对假设和验证的重视，胡适直接把这一方法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他说：“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0）直到1959年，他仍坚持这个看法，认为“它是科学方法的精华，它主要在于大胆假设，而用证据或者实验来小心求证”。（21）
    胡适的实验方法，实际上是杜威思维术“五步说”的变形或简化。杜威的“五步说”是：（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设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种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22）从两人的言论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一致之处，但作为方法论来说，胡适的表达方式更为简明、更具操作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实验的方法，只不过是形式逻辑的运用。按照胡适对这一方法的说明，假设的提出是以归纳法为基础，求证的过程则是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相互为用。（23）归纳和演绎都是形式逻辑方法的一种，同其他逻辑方法一样，符合人类思维活动必须遵守的法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胡适对这一科学方法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创造性的新见解，但是他积极提倡和运用这一方法，在当时思想学术界确实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并且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大胆假设”鼓吹的，是在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把这一提法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其实质是要冲破陈腐的儒学经传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胆假设”已经不只是方法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反封建蒙昧主义的理性和态度。它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其次，这个方法强调的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24）胡适指出，科学的精神就是“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25）“大胆假设”并不是“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而是在“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法提出来的。（26）“求证”的过程，更是要求以客观事实为证据，通过实验对假设加以证明。胡适对“证据”作了专门论述，他要求史学家必须“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他说，虽然“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在拿来做论证的根据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来的？（2）什么时候寻出来的？（3）什么人寻出来的？（4）从地方和时间来看，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在说这句话时有无作伪的可能？（27）对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者，史学家只应取“展缓判断”（suspeasion of judgement）的态度。（28）在此可见，这个方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求认真占有材料和研究材料，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去认识、研究问题，是具有唯物主义性质和科学态度的。第三，在“五四”时期的学术领域，旧方法（所谓封建主义的东西）被抛弃，而新的科学的价值尺度，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之前，我们必须正视胡适的这一方法对史学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在二三十年代里崛然兴起学术研究的年轻一代，几乎大都受到胡适这一方法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以顾颉刚为主的“疑古学派”兴起，就是最好说明。1921年1月，胡适给顾颉刚信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29）在此之前，胡适还为顾颉刚的《〈古今伪书考〉跋》写下一段评语，谓“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0）也正是在胡适的启发下，顾颉刚为“疑古学派”的建立确立了基本的观念：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31）1926年顾颉刚在编定《古史辨》第一册时就说：“我非常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又写道：“要不是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舞，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快速。”（32）
    总之，胡适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验方法，在现代中国文化意识觉醒的五四时代，应当说是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迎合了时代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召唤，另一方面则为传统考据学注入了现代科学实证的方法。它既表现了针对两千年因袭沿承的成见的科学怀疑精神，又反映了近代实验科学的“无征不信”的客观态度，可以说是中国人在方法论上突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创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公式、口号、标语，无疑有其局限性、片面性。但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学说史时曾讲到的，没有科学的意义，并不等于没有历史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