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方法：“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如果说，胡适的“实验的方法”只是杜威思想方法“五步说”的变形或简化，那么，他所倡导的“历史的方法”则有不少的创新和发明。
    在胡适的许多著述中，到处可见“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历史的观念”等名词，究其内涵，就是要求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考察。胡适对这一方法解释说：任何一种制度和学说，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头有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自己发生的效果；在上头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孙子。因此，在研究一种制度和学说时，必须指出它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它在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它在历史上占的地位和价值，才能不会有过分的苛责。（33）根据胡适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所提倡的这一方法实包含两方面内容：一、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二、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评价历史，不以现代人的标准苛责古人。
    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历史，胡适最简单的说明，“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到现在的样子”。（34）他又把“历史的眼光”比作“剥皮主义”，即对研究对象的内在构造进行历史的剖析。胡适认为，古史上的故事的演进，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使这个故事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35）如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等等“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36）因此，要认识这个故事的真相，必须象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后人的附会和增饰。他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还具体说明了用这种方法整理史事演进的步骤：（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看它如何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野陋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如有可能，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37）胡适在与胡汉民等人讨论井田制问题时就遵循和运用着这一方法和步骤，把有关井田制的著述按时间排列出来，形成一种比较清楚的井田论的演进史：
    （1）《孟子》的井田论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汉初写的《公羊传》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3）汉初写定的《谷梁传》说的详细一点，但只是一些望文生义的注语。
    （4）汉文帝时的《王制》是依据《孟子》而稍加详的，但也没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间的《韩诗外传》演述《谷梁传》的话，做出一种清楚分明的井田论。
    （6）《周礼》更晚出，里面的井田制就很详细，很整齐，又很烦密了。
    （7）班固《汉书·食货志》参酌《周礼》与《韩诗》的井田制，并成一种调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诂》更晚出，于是参考《孟子》、《王制》、《周礼》、《韩诗》的各种制度，另做成一种井田制。
    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井田的话是汉代的有心救世的学者，依据《孟子》的话逐渐加深，逐渐成为‘象煞有介事’的井田论。”（38）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号召所有研究“国故”的学者，（39）都必须具有这样“历史的眼光”，对一切国故进行历史的研究。他说：“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40）这不啻是一篇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宣言书。
    胡适在他所研究的各个领域里，也确实实践着这一方法和原则。在哲学史研究上，他提出“明变”、“求因”、“评判”三大目的，对中国先秦各派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认真进行了分析。《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说是具有“历史眼光”的杰作。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文学发展史。他的《〈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以及对《三侠五义》等10余种典小说的考证，都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文学发展的具体体现。
    “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也是胡适“历史的方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审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材料。胡适认为，三百年来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这是三百年来中国学术不能大发展的一个最大原因。因此，胡适强调：“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来搜集一切材料，整理一切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41）也就是说，要推翻经典的至尊地位，“民间小儿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42），都是研究国故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