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用“平等的眼光”或“中立的眼光”评判历史。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说：写哲学不但要“明变”、“求因”，还要“评判”，“但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客观的评判，就是“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就是说，要尊重历史事实，以“效果”大小这一平等的原则作为评判历史上某一学说的价值标准。在该书中，胡适根据这一原则，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孔墨老庄，理出各家学派思想演进的脉络。在思想内容上，他把先秦诸子区分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命派、纵欲自恣派、愤世派和救世派等；在学说发生的次序上，仍按老先孔后，以老、孔、墨的序列进行评述，说明其先后影响；在学说的价值评判上，他一反历史上尊经抑子、尊孔贬子的传统，以平等的原则，将孔子与诸子平等看待。蔡元培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对其“平等的眼光”推崇备致。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适所倡导、鼓吹的“历史的方法”，与我们所讲的历史主义思想原则基本上是相近的。从现代哲学意义上讲，历史主义是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变化上去考察对象的思想原则和方法。它要求：第一，忠实于历史，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反映历史，不要割断历史，把历史置于它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之中；第二，实事求是地评判历史，从其产生的特定前提、特定条件出发，而不以今天的条件为标准去考察。因此，有的学者就明确指出“胡适是中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奠定人和有力的提倡者”（43）。
    事实确实如此，胡适所倡导的这一方法在中国史学界起到了更新观念、奠定“范式”的作用。据顾颉刚自白，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便是在胡氏“历史的方法”，尤其是《井田辨》与《水浒传考证》等实例启发成熟的。（44）他的另一名大弟子傅斯年在古代思想史研究上的突破，其实亦曾得力于他的“历史的方法”。（4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史辨”派普遍重视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把古典歌谣、神话传说、民间风俗这一些一向为士大夫所鄙夷的“俗文化”请上学术殿堂；“科学史学”派对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发掘和大内档案的整理，可以说都与胡适对用“平等的眼光”扩大史料范围的极力提倡有关。现代民俗学和现代考古学也因此而诞生。实证主义史学家所标榜的“史学即是史料学”，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亦是对胡适“中立的眼光”评判历史的方法的进一步发挥。
    总之，胡适挟“科学方法”来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对于中国史学界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现代学术结构的建立，都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起到了新“范式”示范的作用。因此，虽然在具体的学术成就上，胡适远不如王国维、陈寅恪，甚至不如弟子顾颉刚、傅斯年，但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和以傅斯年为旗手的科学史学派却都是在他创建的新“范式”下产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翻阅一下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及罗尔刚的《师门五年记》等文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年轻一代著名学者都是在胡适所确立的新的“范式”下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是那些不同意胡适思想的人，也并不完全否认胡适的“范式”意义。如熊十力曾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46）艾思奇在30年代也认为：“五四文化运动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得意时代。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的哲学思想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47）
    当然，承认胡适鼓吹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范式”作用，并不等于说他的方法就是十全十美。胡适的“实验方法”的核心程序是“拿证据来”，即所谓“小心求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等等，这一些决定了他的学术活动能够在众多的传统学术园圃和若干新的学术处女地做许多开风气的工作，为一些传统学术开辟新的境界，使一些为传统学术轻视的领域成为现代学术的主题，同时这一方法也限制了他对其中任何一个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一方法实质上只承认对各个个别对象的分别认识，充其量只承认在若干个别认识基础所作的归纳，这使他的学术研究不能向纵深处拓展，只能限于“但开风气”的层次。胡适的“历史方法”，主要是从事史料或文献版本源流的考辨，并未进入史迹考定和史事重建的层次，更没有由此对历史认识论进行深入探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48）因此，在历史理论阐释上，在客观历史的建构上，他又远远逊色于郭沫若等后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也正是他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上贡献终究有限的原因之所在。
    注释：
    ①②③（15）《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
    ④⑧（25）《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⑤（14）（33）《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出版。
    ⑥⑦（16）（22）（23）（26）（34）《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⑨《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⑩（17）《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11）（47）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2卷1期，193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