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便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规划》(《Le Grand Dessin》)：“使哈布斯堡王室降低到比利牛斯半岛一个国君的地位，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赶到亚洲去，重建拜占廷帝国，然后再重画整个欧洲地图。欧洲将分为六个世袭君主国家、五个选举的君主国家和五个共和国。在这一切国家之上，设置一个专门的议政府，负责维护普遍和平并审理国与国之间、国君与国君之间的一切纠纷。基督教国家的这种特种共和国的首脑是教皇，其首相则为法国代表。”①在此背景下，亨利四世于1601年曾对新征服的比热和布雷斯等地区的居民说了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话：“既然你们历来都讲法语，你们理应是法兰西王国的臣民。使用西班牙语或德语的地方，我赞成分别留给西班牙和德国，但使用法语的地方应归我所有。”②肖忠纯认为这是法国“自然疆界论”的肇端。③张世明认为，总体上而言，“亨利四世以及絮利的对外政策仍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致力于为本国获取自然疆界而非沉溺于奄有诸国的辽阔梦想”，到了其后继者——法国枢机主教、首相黎塞留执政时，法国对自然疆界的要求才“有了大致的界线，而且自然疆界的概念日趋明晰”④。
    黎塞留(de Richelieu, 1585—1642)，生于巴黎，曾任法国宰相，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的政治家。其在《政治遗书》中留下了有名的政治遗言：“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地方建立新的高卢。”⑤此处的高卢系古罗马人对阿尔卑斯山以西之地的称呼，大致相当于今天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德国一部分。该地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为凯尔特(高卢)人占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被古罗马人征服。
    虽则如此，但张世明仍认为真正地“更明白地诉诸自然疆界论”者，当属步黎塞留后尘的另一位枢机主教马扎然(Jules Mazarin, 1602—1661)。
    马扎然系意大利人，出生于西西里岛。他在出任教廷驻巴黎使节时，得到了黎世留的赏识，后来封其为枢机主教，并在临终前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举荐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作为外卿入阁成为首相(1643—1661)。马扎然掌权时曾主导了1648—1659年的法西战争，并于战后与西班牙签署了《比利牛斯和约》。根据该和约，西班牙将鲁西荣(Roussillon)、阿图瓦(Artois)、格拉弗林(Gravelines)、蒂永维尔(Thionville)割让给法国，并放弃对阿尔萨斯(Alsace)的主权要求。⑥使得法国追求已久的“自然疆界”终于有机会从空间想象渐次蜕变为现实领土。
    迨至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然疆界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经常打着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旗号而登场。
    1791年3月，德拉纳维尔(Banchedela Neuville)致信外交事务大臣，建议按照“造物主所原始形成的地球自然划分”确定法国边界。⑦只因当时的国民大会正致力于推翻波旁王朝及抵抗国外干涉势力的围攻，无暇顾及此议。嗣后，伴随着大革命凯歌连连高奏，格雷古瓦(Baptiste Grgoire)教士于1792年伺机提出了“绵延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将萨瓦推入法兰西的疆域，如果它们的政府不是同一个，那将违背于自然的秩序”；“法兰西是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既然自然界到处给它设置的障碍使它不必进行扩张，我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原则恰相吻合”⑧的主张。布里索(Brislot)则明确地抛出了“法兰西共和国必须以莱茵河为边界”的口号。并进而阐释道：“如果把我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如果比利牛斯山隔开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们的自由就万无一失了。”⑨根据这些理论，法国分别于1792年11月、1793年1月通过了兼并萨瓦与尼斯的决议。趁此时机，大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于1793年1月底提出了兼并比利时的要求，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然疆界”的政策。他煽动道：“担心共和国过分扩张疆界是杞人忧天。共和国的疆界是自然确定好了的，我们将在地平线的各个角落——莱茵河畔、大洋之滨、阿尔卑斯山麓达到这些边界。这些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最后疆界。”⑩
    伴随着丹东的充满鼓动性的演说词，后来又搭乘着拿破仑大军横扫一切的气势，“自然疆界论”成为法国攻城略地、拓展疆土的利器。
    然而，20多年以后，随着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维也纳体系”于1815年确立，法国又回归到1790年的疆界，其在大革命时期的一切所获，顿时冰消瓦解。
    从1815年到1870年，随着法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文化的快速发展，法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回升。尤其是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法国因联合英国战胜了强大的俄国，从而使得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也使得在农民的帮助下登上了总统宝座、继而成为皇帝的路易·拿破仑成了伟人。
    拿破仑三世即位后，立即继承了以阻止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与意大利统一为己任的法国政治传统，重新祭起了“自然疆界论”大旗，以期继续分化、分割这两个国家。同时，伴随着该理论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展开、普及性历史读物的推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播。
    实际上，拿破仑三世不但一直以“自然疆界论”为内外政策底色，辅之以“民族原则”之旗号，以期复兴因滑铁卢之败而消沉的法兰西民族事业，而且对当时欧洲一些分裂国家中出现的建立民族联邦的趋向也很感兴趣。相对于咄咄逼人的德国人而言，法国人似乎更同情意大利人，而拿破仑家族也与意大利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在此诸因素主导下，拿破仑三世认为应在意大利半岛上建立一个由皮埃蒙特(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主导的意大利联邦。1860年，作为拿破仑三世帮助皮埃蒙特王国驱逐奥地利占领者、初步统一意大利的酬报，法国获得了北意大利的萨瓦与尼斯。而法国吞并此领土的根据，就是其所声称的应该拥有沿着其“自然疆界”阿尔卑斯山获得军事保障、领土安全的权利。
    与此同时，德国(普鲁士、奥地利)、沙俄等国也祭起了“自然疆界”话语，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此时也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各国各色执政人物纵横捭阖，力争使本阶级或本国利益最大化之际。凡此种种，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关注欧洲局势。那么，马恩是如何看待、评价与剖析这个在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自然疆界论”的呢？以下，我们以马恩论著文本为中心，辅之以相关资料，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