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很多具有特殊意味的服饰，三色徽便是其中之一。与著名的小红帽一样，三色徽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但是它比小红帽流传更广，存续时间也更长。①小红帽与三色徽的象征意义也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小红帽强调的是自由的信仰，而三色徽(La cocarde tricolore)彰显的是公民的身份，是一种认同的标志。②
    三色徽的前身是巴黎军队佩戴的红蓝双色徽章，大革命爆发之后，拉法耶特(La Fayette)提议在徽章中加入代表法国王室的白色。三级会议的代表们率先戴上三色徽，以示革命的决心。巴黎人民随之纷纷效仿。1789年7月17日，路易十六驾临巴黎，也在市府前戴上了三色徽，表示他和革命群众同心同德。此时，三色徽已经从一种民众动员的标志变成了国家民族的象征，就像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宣称的那样：“三色徽代表着希望”③。据当时的时尚杂志描述，1790年初的巴黎街头，很多时髦女性或以三色徽点缀自己的服饰，或用红蓝白三色作为衣饰的主色调。④革命的热情洋溢在这个城市。1792年7月，作为“祖国在危机之中”的一系列法令之一，佩戴三色徽首次成为官方的强制性要求；拒不佩戴三色徽的人，有可能被处以极刑。⑤在这个非常时期，三色徽不仅是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也成为一种辨识和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方式。“三色徽”成为一个群体统一性的最简单、最明显的表达方式。这种符号具有审美意义，更具政治意味。⑥徽章成了区分政治态度最显而易见的外在标志。
    美国学者理查德?里格利(Richard Wrigley)指出，从1789年夏天开始，三色徽就贯穿着这10年的大革命历程。大革命中真正流传最广泛的革命服饰应该是三色徽。三色徽之所以没有像其他革命服饰那样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关键就在于“它一直是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信念的象征，而这一理想，虽然被一再怀疑，但仍然是最被珍惜的”⑦。林?亨特说：“政治象征物和仪式不是权力的隐喻，而是获得权力的工具和目的。……第一批象征物一被发明出来，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立刻变得明显了。三色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⑧
    在亨特和里格利看来，三色徽这一象征物的内在含义在整个大革命期间是连贯的、统一的，它就是法国革命理念的化身。三色徽所蕴含的爱国和拥护革命的政治立场就是其内涵的核心。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对革命持不同意见的人对待三色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革命者佩戴它、珍惜它；反革命抵制它、羞辱它。可以说，三色徽是一个文化的表象，佩戴它或拒绝它代表着政治立场的截然对立。
    然而，1793年却发生了一场“三色徽之争”。这一事件出人意料地发生在同为革命阵营的女性之间。1793年8-9月，一部分激进的革命女性要求法律强制所有女性必须佩戴三色徽，可是她们的提议却遭到了巴黎市场妇女(Les femmes de la Halle)的强烈反对。后者不仅自己不佩戴三色徽，还将三色徽从那些激进女性身上扯下来，为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惊动了国民公会。最后，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强调女性必须佩戴三色徽，否则会予以严厉惩罚。⑨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三色徽之争”。
    一、关于“三色徽之争”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三色徽之争”这一事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93年6月前后，从那时起，巴黎街头就出现了妇女为三色徽而争吵甚至打斗的情况。冲突双方是激进的革命女性与市场妇女。激进的革命女性总是强迫市场妇女佩戴三色徽，后者对此很不满，于是发起了反击，在路上围攻那些佩戴三色徽的女性。6月13日，一位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la Société républicaine révolutionnaire)的代表投诉，佩戴三色徽经常使她们受到各种羞辱，为了消弭这种分裂，她提议凡是旁听市议会(Conseil général)会议的女性，都应该佩戴三色徽。⑩
    第二阶段是当年的8月至9月，三色徽引发的矛盾愈演愈烈，双方的冲突更加频繁。从8月25日开始，“统一”区博爱俱乐部便向巴黎市议会抱怨，他们的成员经常因为佩戴三色徽而被羞辱。于是，“统一”区在9月13日明确规定，今后只允许戴有三色徽的女性进入民众大会(l'assemblée générale)的议事厅。区议会也很快规定，只有在身上醒目处佩戴三色徽的女性才可以出入公共散步场所。而这个区的女性进一步向科德利埃俱乐部传达她们的要求，希望能把佩戴三色徽变为强制性规定。9月15日，在圣日耳曼区，没有佩戴三色徽的市场妇女被区里的妇女拦住不让走，由此双方起了冲突。(11)9月16日，“统一”区博爱俱乐部的请愿书获得了28个区和4个俱乐部的支持，这份请愿书被递交到了国民公会。然而，后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表态，事态进一步发展。9月17日，兵工厂区也决定，只有佩戴三色徽的女性才能进入民众大会的议事厅。短短几天，关于三色徽的混乱在巴黎女性中愈演愈烈。9月18日下午，在巴黎城门处，一群40人左右的市场妇女在争论要不要佩戴三色徽。(12)而据当时的观察者报告，这些妇女不愿意佩戴三色徽，她们说除非是国民公会下命令才会服从。(13)更有甚者，有些妇女声称只有妓女才会佩戴三色徽。(14)而另一些女性则认为是那些带着小红帽和三色徽的女雅各宾派给法国带来了不幸。(15)
    第三阶段是当年的9月19日至9月21日，最终国民公会颁布法令，解决争端。9月19日，巴黎市政府宣布，若有人把三色徽佩戴得十分可笑或者嘲笑别人佩戴三色徽都是可疑的行为，将会受到惩罚。9月20日，应几个区和埃贝尔(Jacques-René Hébert)的要求，市议会要求巴黎人都必须佩戴三色徽。然而，第二天，警察发现由此引起的争吵并没有消停，于是数名警察局局长联名向国民公会提出要求，恳请颁布最终法律。在此情况下，议会于21日当天立即下令，规定所有人必须佩戴三色徽。但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议会的这一法律仅仅限于惩罚那些侮辱三色徽的人；对于那些没有佩戴三色徽而出现在公共场所的人，警察通常只是劝其回家戴上三色徽再出门。
    关于这一事件，索布尔等大革命史家都有所关注。索布尔认为，“三色徽之争”的结局说明国民公会采取了令它自身反感的措施。它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民众施加给国民公会和政府委员会的压力增加了。无套裤汉在政治领域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运动和持续的镇压。在经济层面，早先采取的措施对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普遍限价仍然是他们的目标。国民公会和政府在一些细节方面让步，实际上可能是希望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能够坚守更长时间。不过，最终，民众运动还是取得了胜利，9月17日，国民公会为惩治嫌疑犯法投票并获得通过；29日，通过了最高限价法令。(16)
    美国学者玛丽?约翰逊(Mary Johnson)则提出，“三色徽之争”这一事件是雅各宾派控制革命中女性力量的典型例子。(17)1793年秋天，雅各宾派在无套裤汉的帮助下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力量之后，开始加强对各区的民众大会和委员会的控制。当局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法》和《最高限价法》，这些法令都对市场妇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雅各宾派还加强了无套裤汉委员会对市场行为的监控，这无疑直接有损于市场妇女的利益。市场妇女和仆妇们对新出台的经济法令以及迫害她们有钱主顾的法规感到不满甚至愤慨，“雅各宾派和巴黎妇女之间对峙的典型事件就是‘三色徽之争’”(18)。在玛丽?约翰逊看来，“三色徽之争”是掌握了主动权的雅各宾派与巴黎某些下层民众群体之间的冲突，事件涉及的主要是政治斗争而非观念或性别之争。
    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戈迪诺(Dominique Godineau)提出，“三色徽之争”是发生在街头女性之间的争斗，男性没有参与其中。然而，即使这一事件直接涉及的只是女性，它也与整个民众运动有关。9月21日的法令可以看成爱国女公民的胜利，同时也是民众运动的胜利。女性的力量在无套裤汉运动崛起时随之兴起，这一力量使得一部分女性的要求成为整个民众运动要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段关于徽章的插曲显现出1793年春夏之际，女性在革命运动中争取到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女性共和革命者的激进主义所取得的胜利。(19)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索布尔是把“三色徽之争”放在民众运动和国民公会之间的对峙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的。玛丽?约翰逊则强调革命进行过程中，雅各宾派与民众群体之间的不和。他们都没有强调女性在该事件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从整个事件的缘起到结局，其主角始终是女性，最终法令解决的也是关于女性是否佩戴三色徽的争端。戈迪诺看到了女性在这一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可她偏重的是革命进程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忽视了一部分革命女性身上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整个女性革命团体带来的分裂。
    回顾这一事件，我们会发现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冲突的双方都属于支持革命的女性，无论哪一方都不属于反革命，既然都是革命的支持者，为何会因革命的象征物而发生激烈冲突？其次，为何所有羞辱三色徽的行为都是针对女性的？男性佩戴三色徽似乎从来不受干预，个中缘由是什么？最后，在这一事件中，男性到底是站在冲突双方的哪一边？若澄清了这些问题，“三色徽之争”的原因以及这一事件在整个女性史进程中的影响就有可能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