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希腊”是帕提亚钱币铭文上常见的国王名号之一，在一些石刻铭文中也有发现。①其希腊语原文是“ΦIΛEΛΛHNOΣ”，系阳性名词
    

    的单数属格，Philhellene为其拉丁化形式，字面意思是“希腊人的朋友”或“爱希腊者”，在古代既可专指爱好希腊文化的非希腊人，也可泛指爱国的希腊人，但主要用来指那些热爱希腊文化的外族统治者，尤其是帕提亚的国王。②综览帕提亚的钱币，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国王米特里达梯一世(Mithridates or Mithradates I，约公元前171—前138年在位)到该王朝之末，“ΦIΛEΛΛHNOΣ”的头衔几乎为历代国王采用。③帕提亚人本来以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的反抗者自居，他们的王国就是在塞琉古王国东部失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这些帕提亚国王何以在大业底定之后认敌为友呢？即便塞琉古王国不复存在之后，他们仍然乐此不疲，继续以“爱希腊者”这一称号为荣。这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他们真的是与希腊人为友，诚心服膺希腊化文化，还是为了便于接受塞琉古王国的遗产，取得境内希腊人的好感，抑或为了与罗马人争夺两河一线希腊人城市的支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呢？
    从百年以来的帕提亚史研究来看，④在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两种颇为对立的观点：即乔治·罗林森首倡的“反希腊说”和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的“爱希腊说”。罗林森是近代帕提亚史研究的创始人，他在新版《帕提亚》中认为，与同样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出来的巴克特里亚相比，帕提亚是“彻底反希腊的”(thoroughly anti-Hellenic)，帕提亚人正是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外族的仇恨，才推翻了希腊人的统治，“亚洲是亚洲人的”就是他们的呼声。⑤然而，罗林森也坦承，就语言、艺术、钱币诸方面而言，帕提亚人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⑥汤因比是希腊文化的推崇者，他在1959年出版的《希腊主义》一书中，将帕提亚视为三大爱希腊帝国之一，称赞它采取了“爱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是希腊文化的好心赞助者”。⑦汤因比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理查德·弗莱伊认为，帕提亚王朝不仅对被征服的希腊化民族实行“爱希腊”政策，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如此，统治前期主要依赖希腊文化，后期才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他以帕提亚人在钱币上使用“Philhellene”以及尊重塞琉西亚和苏萨城的自治制度为例，论证帕提亚人绝非塞琉古王朝希腊化遗产的破坏者，而像罗马人一样是希腊文化的捍卫者。⑧近年来研究更加深入，焦点已由帕提亚王朝是否“爱希腊”转为对其动机的探讨，即这究竟是一种有目的的政治宣传，抑或确实对希腊人真诚相待？⑨如何评价这些观点，对帕提亚与希腊人的关系如何定性？如何认识“爱希腊”的本质？只能回到双方发生关系的场景——希腊化世界和帕提亚自身历史文化的变迁中去寻找答案。⑩
    一、帕提亚人与希腊化世界的接触
    帕提亚本土位于里海东南部，曾是波斯帝国23个行省之一。(11)公元前330年后，先后处于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下，公元前3世纪中期独立建国。(12)与同时期其他希腊化王国的明显区别在于，帕提亚王国并非希腊—马其顿人内部重新划分统治范围的结果，而是崛起于希腊化世界内部并不断开拓出自身发展空间的一个新型多民族国家。帕提亚王国之所以能够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亲密接触，地缘政治的变化显然起了关键作用。
    早期帕提亚人的成分比较复杂，从时间上有建国前后之分，从身份上有本土和外来之分。随着帕提亚帝国的扩大，境内其他民族尤其是伊朗人，也都成了帕提亚人。对于建国前帕提亚本土的原住民，以及后来迁入的阿尔萨息家族与其他部落的区别和融合，西方古典作家是比较清楚的。(13)据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帕提亚土地狭小，森林密布，山脉纵横，十分贫困。(14)当塞琉古王国出现内乱，东邻巴克特里亚的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发动起义之后，一位名叫阿尔萨息(Arsace，约前247—前211年在位)的斯基泰人，联合达海人(Daae, Dahae)的一支，即活动于奥库斯河(the Ochus)一带的游牧民族阿帕尼亚人(Aparnians, Aparni)或帕尼人(Parni)，侵入帕提亚。(15)斯特拉波还提到另外一种说法：阿尔萨息是巴克特里亚人，因希腊人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势力扩大而逃亡帕提亚，从而领导了当地的起义。(16)据查士丁的记载，帕提亚人最初是斯基泰人中的逃亡者，“Parthi”在斯基泰语中意为“逃亡者”，但他们何时移居帕提亚，目前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曾是波斯帝国和马其顿人的属民。然而这样“一群一文不名的乌合之众”、原来的“奴隶”，现在却成了统治这些地区的主人。(17)这里没有提到阿尔萨息，说明他与帕提亚人早期的历史无关。只是在塞琉古王朝派驻帕提亚的总督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宣告独立后，阿尔萨息才带着他的支持者侵入帕提亚。(18)尽管斯特拉波、查士丁对帕提亚人的起源、成分构成的记载有所不同，但提供的线索大体是一致的：最初的帕提亚人很可能是来自黑海、里海一带斯基泰人的一支，建国之前的帕提亚人实际上是这批斯基泰人的后裔，阿尔萨息及其部落是帕提亚的后来者。他们和本地区原有居民构成了帕提亚人的主体。不论原来的本土帕提亚人，还是后来的阿尔萨息部落，在建国之前，事实上都活动于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区域之内，已经开始了与希腊化世界的接触。
    建国之初的帕提亚社会仍然具有明显的原始部落制遗风和游牧民族特征。王权已经确立，但受到所谓“人民阶层”(the order of the people)或“议事会成员”(a class of councilors)的制约。(19)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宫廷议事会由王族成员、贤人(the wise men)、祭司(Magi)阶层组成，国王从他们之中产生。(20)估计是王族提供国王人选，由贵族和祭司集团选举确认。这显然是部落民主制的残存。帕提亚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还比较原始，民风粗犷强悍，尚武好战。(21)这些特征无疑与它的游牧民族传统有关。斯特拉波在分析帕提亚帝国建立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中所包含的诸多蛮族和斯基泰人因素。(22)总之，在古典作家的眼里，阿尔萨息一世之时的帕提亚人仍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但他们所面临的和即将统治的，却是一个既有深厚悠久的东方文化传统，又被来自东地中海的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了一至两个世纪的新世界。
    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的统治框架似乎与以前的波斯帝国没有太大区别，仍然实行行省制，中央和地方只不过换了主人而已。然而实际上，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流行于境内的通用希腊语和希腊式钱币之外，最触目可及的就是散布各地的希腊式城市和移民地。相对于当地广袤的原野和众多的乡村，它们犹如沙漠中的绿洲而已。由于这些新城市的主体居民是希腊—马其顿人，它们自然也就成了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据罗马史家阿庇安记载，仅塞琉古一世就建立了34个分别以他的父母、自己和王后命名的城市，其中有16个安条克(Antioch)、5个劳狄凯亚(Laodicea)、9个塞琉西亚(Seleucia)、3个阿帕米亚(Apamea)、1个斯特拉东尼凯亚(Stratonicea)。(23)另外，他还建立或重建了若干城市，以希腊、马其顿的地名而命名，或为了纪念他的胜利和亚历山大而命名。这种城市共有25个，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上亚细亚(upper Asia)地区、帕提亚本土，甚至远到印度、斯基泰地区，仅在帕提亚行省就有5个。(24)加上亚历山大时期和塞琉古一世之后其他国王建立的城市，这些城市当有上百个之多。(25)它们大都在后来的帕提亚帝国范围之内，即使一部分城市由于希腊—马其顿人的撤离而消失，但遗留的希腊人城市为数不少，据说至少有70个，(26)其中著名的有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苏萨的塞琉西亚(Seleucia-Eulaeus)、苏西亚那的塞琉西亚(Seleucia-Hedyphon, Susiana)、波西斯的安条克(Antioch-Persis)、马尔基亚那的安条克(Antioch-Margiana，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以东39公里)、拉盖(Rhagae，今伊朗德黑兰附近)、“里海之门”(the Caspian Gate)附近的百门城(Hecatompylos)，等等。如何对待这些希腊人城市，成了帕提亚王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帕提亚不仅没有毁灭这些城市，反而对其加以利用，保留其自治权，而且还曾把其中一些重要城市作为王室的驻跸地或都城，如拉盖、百门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等。这几个城市的建立者或重建命名者都是塞琉古一世(约前312—前281年在位)。拉盖改名为欧罗普斯(Europus)，后来帕提亚人将其重建，命名为阿尔萨西亚(Arsacia)。(27)百门城位于帕提亚本土，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处于交通要道，周围地区的道路交汇于此。(28)塞琉西亚曾作为塞琉古王国的都城，虽然该王国后来在叙利亚另建了新都安条克，但前者仍具有东部首府的地位，是塞琉古王国东部地区行政管理的中心。这些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意味着大量希腊人不仅生活在帕提亚帝国境内，而且依然保留了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可见，塞琉古王国从东部地区的退却，并不表明希腊人的全部离去和希腊化文化影响的衰竭，帕提亚的扩张反而将自己从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带入了它的腹地。面对这个世界，刚刚脱离游牧部落文化阶段的帕提亚人，大概除了接受其政治和文化遗产之外别无选择。这与他们以塞琉古王朝的继承人身份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意图显然是吻合的。
    虽然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的真正接触始于亚历山大时期，但两个民族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彼此知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的大军中，就有帕提亚人参与其中。(29)可能还有一位名为阿尔萨息(Arsaces, captains of the horse)的骑兵统帅在希腊阵亡。(30)此人与后来在帕提亚建国的阿尔萨息同名，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二者有无族源关系，值得考虑。公元前331年高加米拉战役时，帕提亚人站在波斯一方参战。此后，帕提亚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先后任命帕提亚人阿明那斯皮斯(Amminaspes)、波斯人弗拉塔佛涅斯(Phataphernes)为帕提亚的总督。(31)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多次划分辖地，帕提亚的总督也几易其人，公元前321—前318年总督是一位名为菲利普(Philip)的马其顿人，其后是大将佩松(Peison)的弟弟欧达马斯(Eudamas)。两年后，帕提亚归于巴克特里亚总督管辖，但后来又分而治之。安德拉戈拉斯是塞琉古王国在帕提亚的最后一位总督，大约公元前247—前245年间宣告独立。此时塞琉古二世与其兄弟“强夺者”安条克(Antiochus Hierax, the Grabber)陷入王位之争(约前240—前236)，无力东顾。阿尔萨息乘虚而入，前238年杀死安德拉戈拉斯，并很快夺取西邻赫卡尼亚。他还与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托斯之子结盟，打败了前来征讨的塞琉古二世。(32)虽然此后帕提亚曾遭受过安条克三世的大规模讨伐(前209/208)，也一度表示作为藩属归顺，但它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原来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在内，已经归帕提亚所有，其都城先迁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后来又在河对岸建立新都泰西封(Ctesiphon)，表明统治重心的东移。自此，帕提亚帝国的疆域大致确定，东抵巴克特里亚，(33)西达幼发拉底河，北到里海，南濒波斯湾，成为雄踞西亚、中亚的大帝国。(34)以后的辖地虽有所变化，但大致在此范围之内，直到公元224/226年被萨珊波斯取代。这一点从中国的记载也可看出，其中提到的安息，学界公认即帕提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