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色徽之争”事件中的对峙双方
    “三色徽之争”的经过前文已述，那么冲突双方的社会阶层以及她们在革命中的诉求又有何种差异呢？回溯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到，“三色徽之争”中对峙的一方是巴黎的市场妇女，另一方是更为激进的参加革命俱乐部的女性。
    “市场妇女”是一些小零售商，在巴黎的各个市场从事小买卖——从大商人手中买入货物，再出售给零散顾客。她们举止粗俗，有时候也被称为“卖鱼妇”(poissardes)。梅西耶在《巴黎图景》中讲到，市场妇女在巴黎下层民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0)她们把持着关乎生计的各大市场。(21)同时，她们与王权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她们受国王的保护；另一方面，她们又扮演着民众代言人的角色。路易十六的王子出生之时，市场妇女曾作为民众代表被邀请去凡尔赛见证。(22)
    市场妇女在1789年8月向三级会议递交了请愿书，控诉到处搜刮的包税人，指责他们使物价高涨，令下层人民的生活变得很艰难。她们痛恨法律的不公，贵族和教士享有特权，用种种苛捐杂税盘剥人民。(23)革命的降临无疑给市场妇女带来了改变现状的希望。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市场妇女把会议代表看成美德的化身，看成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幸福的保障。她们说：“先生们，我们对你们充满了敬意。当你们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努力支撑，人民为你们而欢呼。……为你们珍贵的生命所做的祈祷将一直伴随着你们，直到我们生命的终点。”(24)当时的市场妇女还传唱着一首歌谣，其中有这样的歌词：我们的三级会议/如此勤勉工作/他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整个法国的幸福/歌唱吧，所有的区/万岁，国家的代表/万岁，我们伟大的代表/他们的智慧与勇气/让所有心灵激荡/他们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他们已经成功。(25)
    从歌词中可以看出，市场妇女对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她们满腔热情地去迎接、拥抱革命，她们热爱这个新生的国家。那么，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何1789年的市场妇女如此珍视象征着爱国的三色徽，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关于三色徽在凡尔赛被羞辱的消息会导致市场妇女的群情激愤。(26)
    革命初始，三色徽对拥护革命的人来说意味着爱国、统一和自由。相反，其他颜色的徽章，如白色和黑色的徽章，则表明反对革命的政治立场。(27)例如，贵族们佩戴着黑色徽章出没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为此，巴黎市政府特别发布公文指出：“某些人背弃国家和巴黎市府，抛弃了象征着统一和自由的三色徽。”公文强调，公民只应该佩戴红、蓝、白三色徽。(28)而在王室接待佛拉德军团的宴会上，宫廷妇女向军官们分发象征着波旁王朝的白色徽章以及象征着王后的黑色徽章。当这个消息传到巴黎后，立即引起骚动。1789年10月4日，许多妇女聚集在罗亚尔广场，“这些妇女不是那些被饥饿逼上绝路的可怜人，而是来自一些生活还过得去的阶层，很多是商贩”(29)。10月5日，由市场妇女为主的巴黎妇女向凡尔赛进军，她们的目的除了向国王“索要面包”之外，就是要求“佩戴黑色徽章的人必须立即离开”(30)。途中，目击者看到这些妇女把她们遇到的佩戴着黑色徽章的人从马上拉下来。(31)这些事实都表明，三色徽在促发十月事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此时，市场妇女对三色徽的态度是完全热爱和拥护的。
    但是，随着革命的推进，市场妇女对三色徽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从1793年开始，事情发生了明显的逆转，直至1793年9月“三色徽之争”的爆发。
    在这一事件中的另一方是激进的革命女性，她们通常是那些参加区俱乐部的妇女，或者是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的成员。1793年5月10日成立的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是一个专为女性而设的俱乐部，不对男性开放，俱乐部成员大概有170名。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些激进的革命女性多为未婚或者儿女已成年的女性，养家糊口的负担相对较轻。她们的职业分布比较广泛，大部分人受过教育，只有1/3的成员不会签名。不过，现有证据表明，尽管该俱乐部的组织者属于小资产者，但成员多为底层女性。她们非常关注革命的动向，积极旁听议会的各种讨论，自发组织学习讨论政府的法令法规以及各类宣传革命理念的报刊、小册子。(32)
    由此可知，单从俱乐部成员的社会身份来看，她们与市场妇女没有太大差别。俱乐部的领袖之一克莱尔?拉孔布(Claire Lacombe)是一位外省商人的女儿；另一位领导者波利娜?莱昂(Pauline Léon)则是一位制作巧克力的女子。但是，由于所在行业或生活来源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迥异，使得她们对革命的理解和诉求与市场妇女产生了明显的不同。她们最鲜明的特点便是与无套裤汉相接近的激进的革命主张。在该俱乐部的成立宣言中，她们宣称要寻找快速有效的方法来拯救国家，要消灭“一切恶棍”以及逮捕所有嫌疑人。她们鼓励武装的女战士(Amazones)反对国内的敌人。(33)
    也就是说，与其他参与革命或者支持革命的女性不同，以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为代表的激进派女性更关心政治，而不是面包，这是她们与市场妇女最根本的区别。她们被动员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问题：女性的公民权，捍卫革命，以及稍后在1793年夏天，行政权的构成等问题。(34)女剧作家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她在《女性和女公民的权利宣言》中写道：“在权利上，女性天生且始终与男性保持平等。社会区别只能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分工上……一个女人既然可以上断头台，她也同样有权利站在法庭上，只要她的行为不扰乱法律建立的公共秩序……在维护公共力量以及行政开销方面，女性与男性的贡献是等同的，女性参加所有的徭役和重活，因此，她也有权利分享各个行业的职位，以及其他公职与荣耀。”(35)激进派女性认为，女性应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公民权利，也应当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就像拉孔布宣布的那样：“我也要尽我的责任，与祖国的敌人做斗争。”(36)莱昂在请愿时也说：“我们是女公民，我们不能对国家的命运无动于衷。……与你们一样，我们手中也保管着前辈交予的宪法。”(37)
    正因为她们关注的是政治权利，所以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的所有成员都被要求戴上象征公民身份的三色徽。为了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公民权，在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创立之初，她们便提出要获得与男性公民一样携带武器的权利。在请愿书中，她们这样说：“(携带武器的权利)是每个个体所拥有的保卫生命和自由的自然的权利。”(38)事实上，在参加革命的游行活动时，俱乐部的成员就是以武装的亚马逊女战士的装束出现的。(39)因为在她们看来，当父亲、丈夫和兄弟们在前线与外敌厮杀时，她们作为国家的公民就有义务也有权拿起武器，抗击国内的敌人。(40)她们宣称：“愤怒、悲伤和绝望会促使我们进入公共场所。在那里，我们将会为自由而战。……我们将会拯救祖国，或者与它一起牺牲。”(41)1793年5月12日，俱乐部的一名代表向雅各宾派请愿，希望政府可以组织所有18岁到50岁的女性组成军队，奔赴旺代对抗叛军。(42)在激进派女性看来，一旦获得携带武器的权利以及参军的资格，那么她们实际上就成了无可争议的共和国公民。
    和无套裤汉一样，激进派女性也要求采取进一步的革命措施与恐怖手段。1793年5月19日，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向国民公会上书，要求立即逮捕所有的嫌疑犯，审判布里索等人，在巴黎每个区都设立革命法庭，在全国每个城市建立革命武装。她们还向国民公会索要代表资格证，以便列席旁听。山岳派推翻吉伦特派的“政变”也离不开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的支持，手持长矛、腰挎弯刀的激进革命女性高呼着：“打倒12人委员会！山岳派万岁！将布里索派推上断头台！马拉万岁！杜歇老爹万岁！”(43)可见，1793年革命的积极化和恐怖统治的建立，不仅是无套裤汉的功劳，这些激进派女性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总之，尽管市场妇女和激进派女性的主体都是巴黎下层民众，但是前者更关心一日三餐的生计问题，后者则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更关心妇女权利、革命任务等较为抽象而宏大的问题。到了革命形势越发严峻的1793年，双方对某些革命措施产生了分歧，由此引发了“三色徽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