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色徽之争”的客观原因
    当雅各宾派开始推行严厉的革命措施之际，市场妇女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惩治嫌疑犯法》和《最高限价法》等法令对她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惩治嫌疑犯法》对“嫌疑犯”的定义十分宽泛，妓女、工作女性、仆妇甚至家庭主妇都可能被纳入受审的行列；而《最高限价法》直接规定了50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用严苛的法律手段来监管巴黎市场交易。按《最高限价法》规定，商贩们只能按1790年的最低价格再加1/3来出售商品，(44)这意味着商品的价格被削减了至少一半；(45)或者是以某一固定的价格来出售某类商品，如黄油的价格被限定在一磅20苏，这几乎就是黄油产地的价格，如此一来，商贩们完全无利可图了。(46)市场妇女只得关门谢客，要不就只能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为此被捕入狱的女商人不在少数。(47)但是，她们并不就此屈服，她们认为法律限定的价格无法挣到买面包的钱，因而青睐那些愿意出更高价格的有钱人。
    在1793年秋天的政治环境下，市场妇女的立场已然变得相对保守了，实际的利益使得这些曾经的革命生力军和革命政府之间产生了分歧。而此时，女性共和革命者俱乐部希望把共和理念强加给市场，因此向政府提议出台法令，要求所有女性都必须佩戴三色徽；而且，她们还去市场巡逻，监督那里的人遵守新的“限奢令”。面对这群摆出一副官方姿态的俱乐部妇女，那些忙着买卖和生计问题的市场妇女显然抱有敌意。她们对于前者使出了各种反抗手段：谩骂、扔泥巴、扔烂水果。(48)与此同时，在这样的情境下，市场妇女自然也会迁怒于“三色徽”，三色徽成了她们抗议政府强制措施的对象。对市场妇女而言，三色徽这时的含义已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似乎已经不能代表革命本身了，它代表的是那些令她们深感不满的政府官僚，以及自诩为官方代理人的激进派女性。
    由此我们看到，女性是否也应该佩戴三色徽的争论将这些隐藏的冲突从暗流变为真正的正面对抗，从而酿成“三色徽之争”。此时在市场妇女看来，三色徽已变成损害她们根本利益的激进革命者和强制性经济措施的象征物。她们拒斥甚至羞辱三色徽的行为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当局的不满。在她们眼里，那些政治俱乐部里的活跃女人都是为虎作伥的帮凶，只有那些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人才会支持政府的举措。市场妇女或许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直接对抗国民公会的法令，她们缺乏组织性，没有集体行动的经验。所以，她们的抗议行为是零散的、“即兴”的，她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49)。于是，三色徽成了替罪羊，成了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
    更有意思的是，所有这些针对或羞辱三色徽的行为都是指向女性的，没有一件案例涉及男性佩戴的三色徽。而在当时，几乎所有男性都是佩戴三色徽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支撑市场妇女抗争的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市场妇女提出，女人就不应该参与政治，而参与政治的女人就是不本分的。她们声称女人“只应该关心家务事，不应该卷入到时事中去”；至于三色徽，是应当留给男人们佩戴的。(50)市场妇女甚至进一步宣称是那些带着小红帽和三色徽的女雅各宾派给法国带来了不幸，(51)“只有荡妇和女雅各宾派才会佩戴三色徽”(52)。借用传统的言语，她们为自己的反抗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并以此将自己与那些政治要求更激进的女性团体相区别。
    正因为如此，“三色徽之争”实际上隐含着关于界定女性社会角色的分歧。在1793年9月21日法令颁布后，类似的冲突并未停息，原因之一在于市场妇女的话语已然超越了这一事件本身。她们认为，女性应隶属于家庭这个“私人”领域，而佩戴三色徽的行为实际上是僭越了女性的本分，侵入了一个本不属于她们的“公共”领域。她们实则在重提旧制度末年关于“女性干政”会给国家带来灾祸的观点。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公众舆论认为，法国上流社会的女性过多干预公共事务，导致社会性别角色的紊乱，以至于国家的混乱。(53)革命期间，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仇恨便是这种心态的集中体现。1793年10月29日的一份请愿书要求关闭革命女性俱乐部：“我们要求取消所有的女性俱乐部，因为正是某一个女人(这里指的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给法国带来了不幸。”(54)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市场妇女曾是三色徽忠诚的拥护者之一，但是到了1793年，她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她们将三色徽看作革命激进措施的象征，并将它同那群品行低下的“荡妇”联系在一起。因无力抵抗强大的政府，市场妇女在迁怒于激进派女性的同时，三色徽曾经具有的那种爱国、自由的意义在她们眼中已荡然无存。此外，更重要的是，在1789年的十月事件中，市场妇女扮演的是革命者的形象，而在1793年，她们更强调自己的性别身份，以此提出政治体的幸福与性别角色的秩序相关，因为这样的话语逻辑在当时更容易找到它的赞同者。事实上，性别的话语在此时被借用为抵制“三色徽”的修辞，用以掩饰已然转变的革命态度。于是，在“三色徽之争”中，社会利益与性别政治这两套相互关联的逻辑，导致这一事件最终超出了女性群体，构成了革命中性别政治文化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四、男性对“三色徽之争”的态度
    市场妇女的性别话语很快被男性革命者借用，这一提法迅速在男性革命者中得到了回应。实际上，1793年前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
    对于女性是否应当佩戴三色徽，男性革命者此前基本持支持态度。1791年2月8日，克雷尔-奥兹(Creil-sur-Oise)市府向激进派女性代表帕尔姆?埃乐德(Palm d'Aelders)颁发三色徽和民族奖章，表彰她带领女性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行为。(55)国民公会中有代表也曾提出应当颁布法令让所有女性都佩戴三色徽，以消除分歧和维护爱国思想。(56)这是因为在1793年之前，关于女性佩戴三色徽的问题，人们关注的只是爱国精神和政治统一。较之性别区分，三色徽代表的政治身份的区分更为重要。
    但是，在“三色徽之争”中，市场妇女提出的性别角色的区分逐渐超过了政治区分。在她们看来，女性不能佩戴三色徽，不是因为她们是反革命，而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这套性别话语很快被男性革命者借用，他们借此不断阐发性别角色的混乱会引发政治无序的观点。巴黎警察局的密探拉蒙塔涅(Lamontagne)在报告中写道：“这(指三色徽的混乱)就是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投掷在我们中间的一个新苹果，它使得女人渴望与男人分享政治权利。男人们说，当她们有了三色徽，她们就会要求公民证，然后又会要求投票权，与我们分享行政职位。这些观念和利益上的争夺就会给我们的蓝图带来混乱。”(57)
    类似的话语也出现在国民公会里。法布尔?代格朗蒂纳(Fabre d'Eglantine)1793年10月29日的发言博得了代表们的阵阵掌声。他认为，必须限制女性的公共活动：“你们决定让女性也要戴三色徽。可是，她们是不会满足于此的，她们很快就会像要求面包那样要求携带手枪……性别所造成的分裂的种子还不仅在于此；在革命、博爱或其他组织的名义下，还形成了妇女联盟。”与市场妇女的说辞类似，代格朗蒂纳指出，往往是不本分的女人才会热衷于公共事务：“(女性俱乐部)完全都不是由家庭里的母亲、女儿或者那些照顾年幼弟妹的姐姐组成，而是由那些女冒险家、女游侠或者是无人管教的女儿及女投弹手们构成。……鉴于此，我要求公安委员会对女性俱乐部作出一份形势报告。”(58)
    同一天，国民公会下令，每个人都有穿着符合他/她性别的衣着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人穿着某种特殊服饰，否则将被视为扰乱公共安宁的嫌疑犯。(59)一个多月前的9月21日法令强调，出入公共场合的所有人都必须佩戴三色徽，而在10月29日这条法令中，强调的则是性别与自由。可见，性别的区分较之前变得更为突出。
    两天后，也就是10月31日，国民公会代表让?阿马尔(Jean Amar)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作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从表面上的服饰问题出发，深入分析女性是否有能力、是否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革命时期，男性关于女性是否应该踏入公共领域、是否应该参与时事的基本观点。
    阿马尔认为，这些扰乱共和国秩序的事件都是由那些自称雅各宾派的妇女强迫别的女性与她们做一样的打扮而引起的，更有可能是某些心怀恶意的人戴着爱国者的面具挑拨起巴黎的动乱。因此，在考虑是否应当禁止女性民众俱乐部的同时，委员会还应该考虑更深远的问题。他明确提出，女性没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利，也不应该加入到政府事务中。他说：自然将私人的工作交予妇女，这也是社会普遍秩序所坚守的。这一社会秩序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做出区隔，每种性别有其自身的任务，他/她的行为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而不能擅自逾越，因为是自然为人们设定了这个界限。……在照顾好家庭之后，培育共和国的孩子就是女性的工作。女人，天生注定要使他人热爱美德。当她们完成了所有这些任务，对于国家来说，她们就是称职的。(60)
    甚至有代表进一步提出，不必考虑关闭女性俱乐部是否违反了革命的基本原则，关键在于这些俱乐部破坏了公共秩序，过去这些天的骚乱已经证明了它们是灾难性的(funeste)，所以它们必须被禁止。(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