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欧大国论”语境下的德意志式“自然疆界论”
    1858年7月，拿破仑三世与皮埃蒙特王国首相加富尔签署了一份将奥地利从意大利领土上驱逐出去、帮助意大利统一的秘密协议。作为出兵的条件，法国将因此获得皮埃蒙特西北部的萨瓦与西南部的尼斯。嗣后，法、皮两国随即以各种方式向外界暗示这一协议。意大利随之风声鹤唳，皮奥两国冲突一触即发。
    在此背景下，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此时此刻明确昭告其对意大利及其德国统一问题所应采取的立场，并揭穿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用来为其侵略和掠夺政策辩护的“自然疆界论”等沙文主义理论，“并证明这些理论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11)。1859年2月，恩格斯着手准备素材；3月9日撰就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波河与莱茵河》。那么，在这篇受到过马克思高度评价的力作中，恩格斯是如何展开其思想、剖白“自然疆界论”之荒谬的呢？
    文章首先以“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一当时德国大部分报刊的口号为切入点，开始层层剖析德国要到遥远的异国——意大利的波河去保卫本国的莱茵河的内在机理：“在所有这些场合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全都是政治性的，说什么意大利根本不能独立；意大利不是应当由德国统治，就是应当由法国统治；如果今天奥地利人被赶出意大利，明天在艾契河流域，在的里雅斯特的大门口，就会出现法国人，”接着德国整个南部边境就会暴露于“宿敌”之前。因此，“奥地利是代表整个德国而且是为了整个德国的利益而控制伦巴第的”。(12)
    而德国上述的荒诞口号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来源于当时德国流行的所谓“中欧大国论”。该论的核心内涵是宣称奥地利、普鲁士及德国其他各邦应当在奥地利的霸权下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该联邦“对于匈牙利和沿多瑙河的斯拉夫—罗马尼亚各国应当用殖民、办学校和怀柔的方法使它们德意志化；从而使这个国家集合体的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方，转向维也纳；此外，还应当重新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这个“中欧大国”应当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复活，并且还要兼并原奥属尼德兰及荷兰作为藩属。“这样一来，德意志祖国也许几乎要比现在操德语的范围扩大一倍；如果所有这一切真正实现了，德国就要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和主宰。命运已经在设法使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13)
    那么，德国为了本身的防御到底需不需要永远统治意大利，特别是需不需要在军事上完全占领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呢？恩格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像剥笋一样层层剖开了事实真相。
    首先，恩格斯并不否认在数个世纪之中，北意大利较之比利时在更大程度上是法国人和德国人逐鹿的场所。接着，他依据历史事实，向读者展示了其发现的战略要地攻守转换的节点：自1525年法兰西国王弗朗斯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在帕维亚被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击败以降，发生在波河流域的战争，已演变成间接地决定着法国和德国命运、直接地决定着意大利命运的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756—1763年七年战争之前，军队作战的区域还仅限于一个省份，军队的运动在整整几个月里都围绕着个别的要塞、阵地或个别的作战基地进行，而到了18世纪末期以后，由于近代式大规模的常备军的出现，只有很大的要塞群、很长的河流线或高而险峻的山脉才具有战略意义。从这个视角来看，像波河流域的明乔河和艾契河这样的一些河流线的战略价值才凸现了出来，其战略意义就要比以前大得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固然不否认“放弃明乔河和艾契河线德国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阵地”。但“认为这个阵地对南德边境的安全必不可少，那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14)
    接下来，恩格斯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有权要求的，别人当然也有权要求。如果我们与其说是为了抵御意大利人不如说是为了抵御法国人而要求取得波河和明乔河，那末，如果法国人为了抵御我们同样也要求取得一些河流的话，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了。”(15)
    基于地理态势与历史遗产的原因，法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重心处于该国北部，比如塞纳河、巴黎等地。反拿破仑同盟的军队分别于1814年3月、1815年7月占领巴黎便使整个法国投降的事实表明，“只要巴黎一陷落，整个法国也就要陷落了”。换言之，“法国疆界形势的军事意义首先在于这些疆界所起的防护巴黎的屏障作用”。(16)对此，恩格斯有过精确的计算：“由巴黎到里昂、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洛特布尔的直线距离几乎相等，大约都是55德里。”但“自洛特布尔起，法国疆界即离开莱茵河，与它成直角转向西北；自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法国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线”。因此，“我们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经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洛特布尔划出的圆弧，到洛特布尔即中断；法国北部疆界简直成了这一圆弧的弦，弦那边的弓形地区不属于法国。由巴黎到北部疆界最短的交通线，即巴黎—蒙斯线，只有巴黎—里昂或巴黎—斯特拉斯堡半径的一半”。所以，“很难想象有比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疆界更为薄弱的国境了”。(17)
    法国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等国接壤之处，没有任何天然屏障，首都巴黎就位于这一马平川之地。法国人坐拥这四战之地，可谓尝尽苦头。且不说古代(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人轻松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高卢，对其实施了长达500多年的统治；最令法国人难堪的是近代，德国人在130多年时间里竟6次从北面突破法国人防线，其中4次让巴黎人亲眼看到了德国军人的皮靴如何践踏其街道。对此，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勒贝尔·德芒戎不无自我揶揄地说：“法国肯定是欧洲各国中最少与世隔绝、最不‘闭塞’的国家之一”(18)。法国原总统查里斯·戴高乐在二战前曾撰写过《建立职业军》的著作，他认为英国孤悬海中，是天然的堡垒；德国的政治中心和工业中心分散多处，难以一举全毁；西班牙与意大利分别有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唯有法国，不但四周边境缺乏天然屏障，而且首都巴黎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于一体，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敞开着大门。(19)更不幸的是，法国周边自中世纪以降便有强敌环伺。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法国的这个天然的缺陷屡屡被外敌利用，这个强敌便是哈布斯堡王朝。(20)
    为了弥补这个天然的地理缺陷，早在1678年，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沃邦(1633—1707年)被国王路易十四任命为“筑城总监”，设计并改建了几百座防御性要塞，部署在法国西部、北部及东部边境线上，为法兰西王国装备上了一道缓冲带——“铁腰带”，即所谓的“沃邦防御工事”。但“1814年和1815年攻入法国的敌军几乎毫不介意地通过了三层要塞带。谁都知道，1815年在受到仅仅一个普鲁士军的攻击并经过空前的短期围攻和炮击之后，要塞便一个接着一个投降了”。(21)
    面对这种独特且难以改变或弥补的地理条件缺陷所造成的千年历史灾难，除了在技术层面予以修补以外，法国历代的统治者更是在战略层面寻求改弦更张之策。从加佩王朝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开始，法国便形成了危如累卵的生存危机感及思维定式，尤其是查理五世称霸欧洲时期(1519—1565年)，更是如此。嗣后，将维护法国本土安全的前线向外伸展，直至遇到天然屏障为止的意识，渐次渗入历代法国最高统治者的脑际，并进而成为衍生“自然疆界论”的温床。
    在此，恩格斯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向德国统治者发出了诘问：正如“中欧大国”(德国)的理论家在意大利寻找河流一样，“法国人也正在他们北部疆界的那一边寻找一条河流充当良好的防御阵地。那末这能是哪一条河流呢？”(22)恩格斯以幽默的口吻表述道，“现在我们再把圆规的一脚放在巴黎，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由巴塞尔到北海划一弧线。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莱茵河由巴塞尔非常准确地沿着这一圆弧流到它的河口。莱茵河上的各要点与巴黎的距离都相等，相差仅数德里。这也就是法国企图获得莱茵河疆界的真正的现实的理由”。(23)
    因为，“如果莱茵河属于法国，那末在同德国作战时，巴黎就真正成为国家的中心了”。而且“如果法国人占有了莱茵河疆界，法国的防御体系，就自然的条件而论，就将属于按维利森将军称为‘理想的’、再好不过的那一类疆界了”。(24)但“以莱茵河作为疆界河流仅有一点不足之处。只要莱茵河的一岸完全属于德国而另一岸完全属于法国，那末两国人民谁也不能控制这一河流。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阻止较强的军队(无论它属于哪一个国家)渡过莱茵河；这种事情我们已见过几百次，而且战略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25)所以，“法国人只有当我们不仅把莱茵河而且把莱茵河右岸的桥头堡都让给他们时，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正如在拉多维茨、维利森和海尔布隆纳尔看来，我们德国人要保住艾契河和明乔河以及这两条河上的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才算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那时我们就会使得德国对法国完全无能为力，就像目前意大利对德国一样”。但那时，俄国就会像在1813年那样，成为德国的当然“解放者”(正如目前法国，或者更正确地说，法国政府成为意大利的“解放者”一样)，而且为了补偿它的大公无私的行为，它一定会只要求一些“小块”领土——如加里西亚和普鲁士——以便使波兰的版图完整，“因为经过这些省份不是也可以‘迂回’波兰吗？”(26)
    恩格斯接着又连续提出几个反诘：“自然疆界”论使德国有权要求波河，“同样也使俄国有权要求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并且在波罗的海方面整化领土，至少把普鲁士的维斯拉河右岸地区全部囊括进去。再过几年，俄国又可以同样有权利提出要求说：俄属波兰的自然疆界是奥得河”；同时，“自然疆界论”如用于葡萄牙，“这个国家也可以要求把领土扩大到比利牛斯山并把整个西班牙划入葡萄牙”；而且，“如果考虑到永恒正义的法则，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的自然疆界至少应当扩展到德意志联邦的疆界或者甚至更远些——到波河，也可能到维斯拉河”。(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