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大战起源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存在着“欧洲中心论”。使有奇怪的是，西方学者即使是研究远东的历史时，也仍然抱着“欧洲中心论”不放。近年来，他们已经受到批评，人们要求他们写出一本以亚洲为主的亚洲史。
    确实，对于欧洲人来说，“欧洲中心论”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们很难理解亚洲历史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而亚洲的历史总的来说是第三世界的历史。同样，他们也很难把欧洲的历史同亚洲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
    近十五年来，在国际外交史、国际军事史领域，引进了不少新东西。纯粹外交文件之外的史料已日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更全面的研究局面。但是，位于“边沿”处的那些国家的遥远的文化和思想，还没有同早已形成的历史著述的复杂构架结合在一起。
    把亚洲史，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内的亚洲史从它传统的边沿地位解放出来，使之同史学的主流汇合，这是非常之必要的。目前已有某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可以说明，这种汇合正在进行，而且“欧洲中心论”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截然相反的全球观点。
    1931年至1941年的中日战争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发生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如果对这场战争不给予应有的重视，那就不可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出正确的分析。中日战争是在东亚的外交、军事发展俱已定型化的十年内发生的。的确，在国际法被践踏、破坏的那个时代，从九·一八事变起，经过欧洲和地中海危机至偷袭珍珠港止，有一根贯穿到底的主线是看得极其清楚的。
    在那紧要的十年内（1931-1941），国与国之间发生的磨擦的主要原因以及正当的不满，从方法上说并不是作为谈判的结果而解决的；但那些不合情理的要求却能急急匆匆地得到默认。因为有人希冀以肢解本来已很弱的国家（捷克、阿比西亚、中国）为代价来换取和平，并保存帝国主义的属地及其利益。
    然而，东亚局势的发展被德国的威胁、意大利的军事冒险以及西班牙的内战所掩盖了。广大公众根本不明白西方迎合日本的真相，对此过程一无所知。
    应当指出，绥靖主义是在没有远东慕尼黑的情况下在远东得势的，也就是说，在远东并没有震惊世界的那种会议：一些强国在会上公然不知羞耻地认可另一些强国的要求，而毫不顾及它们自己的原则和盟友。在远东，迎合另一个新兴强国的过程，则是原则逐步丧失的过程。中国多方面的利益被牺牲无余。1931年以后，日本在中国每进一步，美、英、法随后用以对付日本的每一着，都使整个过程小有变化，后来就使它们的政策及时地发生了虽不自觉但很清楚的变化。
    1938年5月1日，英国同日本签订的海关协定，实际上认可了日本对中国华北的要求，把中国海关收入移交给了日本。1940年7月18，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关闭了缅甸的公路。这个步骤对中国的战略来说显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是英国走上默认侵略道路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还想细讲一下另一个步骤，即1939年7月24日和1940年6月19日英国同日本签订的天津协定。这两个协定较少为人知，但同样标志着西方对日本侵略走上退却之路。
    南京于1937年12月中旬陷落、日本在军事上获得初步成功之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形势是：单从军事上、政治上占领中国的若干部分，并不能使日本实现它控制中国的如意算盘。在中国中央政府（其时已迁往陪都重庆）鼓励之下，即使一些主要城市已陷敌手，反侵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打了不少对阵战。敌后游击战也在广泛开展。
    但这些还构不成日本的主要忧虑。更为重要的是能否打赢日后的经济战。这一点不是成为日本在占领区内最后得胜的标志，就是成为抵抗并击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标志。外国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利益和占有一切（它们是根深蒂固的），是这条特殊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日本在中国强制推行的货币管制法规，对外国在华机构和租界并无约束力，后者继续使用老的法币，还在为国民党服务，为游击队提供事实上的避难所并为抗日活动提供中立地。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微妙，英国非常谨慎小心。不想疏远日本。因而，从总体上说，它实行的是一种安抚日本的绥靖政策。到1938年7月，天津英租界发动了一场旨在平息抗日活动的运动。英租界的警察突击搜查各种住宅，发现了手枪、弹药、无线电台以及抗日宣传品等，证明了国民党特工人员在租界内确有活动并在支持游击队。
    日本政府立即接近英国政府，要求它把被捕的自由战士引渡给中国地方当局，也就是交给亲日的中国当局。按照英国法律，抗日活动不属犯罪，因而在没有可资怀疑的犯罪证据情况下，这些人不能引渡。但英国当局这种完全合法的立场，很快就起了变化。慕尼黑协定的出笼、日本攻陷广州和汉口（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不曾联系的事件）等情况，使英国更加谨小慎微。此时，东京终于可以进一步推行它把日本、“满洲国”、中国（后来还有东南亚）包括在内的经济圈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