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史学理论在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它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更因为它在十年动乱后迅速地克服了“左”的思想影响，引导着中国历史学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远离世界史学大家庭很长一个时期后，又很快地与世界史学接轨。同时这个时期也是解放后史学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许多重大问题展开过讨论，并由此引发了与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尽管这十七年受“左”倾思想影响较深，但基本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1976年后，即70年代末的几年，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在痛苦的反思中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这期间，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诱发了许多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都为新时期史学理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唯物史观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产生了无以伦比的历史影响。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放性和包容性，但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一直把它奉为教条，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实际上是把这种理论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点抹杀而代之封闭性和排他性。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把这个理论体系真正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而非教条进行了认真探讨，在许多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形成与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与结构？此前学术界并没有多大争议，许多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也众口一声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随着70年代末百家争鸣的展开，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尹保云认为，唯物史观不是“单线结构”，而是“双线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这两条线双向运动，相互作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双线”结构》，《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曹玉文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唯物史观不仅包括生产力序列，还应包括生产方式序列。生产方式序列与生产力序列是同一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两个运动规律（《唯物史观应包括生产方式序列》，《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刘全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但他们并没有为这个新的历史观建造一个完整的理论表述体系。本世纪30年代，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表后，苏联一些学者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搜集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过整理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水平，但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系统探索》，《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
    尽管在马、恩有没有创立一套完整的唯物史观体系问题上，理论界素有争议，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似乎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唯物史观是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的，但这是历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马、恩的独创，直到今天，这一理论体系仍在不断完善发展之中。笔者认为，在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最重要的在于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方法论原理。而我们在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中，恰恰忽略了唯物史观的这些方法论原理，仅仅把某些原理当作僵死的教条，在今后的历史研究中，应当避免这种倾向。
    2、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点学者论述颇多。那么，具体到唯物史观有何指导意义呢？蒋大椿认为，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历史的客观性质，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研究历史必须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唯物史观揭示了各种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为历史现象的科学分类提供了根据，为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切实的可能；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了生产力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乃是历史的现实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正确揭示和描述历史发展过程指出了基本的途径（《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提出来进行研究很有意义，这不但能解决长期存在的理论与操作之间的联结问题，而且能澄清许多模糊认识，但目前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见。
    3、西方学者通常都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决定论，在我们自己的一些教科书中有时也这样界定。有的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批评用历史决定论来界说历史唯物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是历史决定论，又是科学的主体选择论、创造论，即历史抉择论。因此，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只能是基于实践的辩证的自我决定论（张曙光：《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历史唯物论既不是完全的决定论，也不是完全的非决定论；它包含着决定论因素，也包含着非决定论因素；它既是对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结合，又是对这两极对立的超越。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历史选择论”。“选择”是一个中介范畴，正是在选择中，多种可能性在单一的范畴中实现出来，必然性在偶然性中实现出来，确定性在非确定性实现出来。这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历史唯物论（刘福森：《超越决定论与非决定性的两极对立--社会历史过程主体性的再探讨》，《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有的学者认为应对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思想进行辩证的分析，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是预成论，也不是单线因果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不排斥选择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理解为绝对必然论（田鹏颖：《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沉思》，《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有的学者仍坚持认为历史唯物论是决定论，而不是宿命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人类社会的大变动，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努力、奋斗的结果；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赵冬根：《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还是宿命论》，《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界定为决定论，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又极易走向客观主义的极端。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时，应当根据客观事实进行科学分析，不能拿现成的原理简单地去套。我们这两方面的教训都很多，确实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