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吴江认为，黎澍批评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那两种提法，实乃语出有因，虽不够确切，但非谬见。评论一下可以，过分苛责则不必（《关于〈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信--致黎澍同志》，《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苏双碧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提法，从本质上看是没有错的，但原先的解释是有错误的，主要是把“人民群众”仅仅理解成劳动人民，把它和统治者截然对立起来；同时又把人民群众这个群体与杰出人物对立起来，这样一来许多现象就无法说清楚（《略论阶级分析和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郭瑞祥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实际上是说历史发展没有内在规律性，英雄人物可以随意左右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则实际上是说历史发展是有内在规律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民的意志决定历史的命运。而“共同创造论”不过是说出了一件意义并不深刻但显而易见的事实（《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兼与黎澍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祝马鑫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提法并不矛盾。这两种提法是从不同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人类“创造历史”的问题。由于黎澍曲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正确含义，理解成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他所认为的三个错误是不成立的（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反对黎澍意见的人很多，兹不一一赘述。
    但也有不少学者同意黎澍的意见，并在某些观点上作了发挥。王学典甚至认为，黎澍文章中的一些论点，尤其是基础论点是很不彻底的，以致于不能最终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撇开剥削阶级来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是这个论点的缺陷所在；而承认剥削者也曾参与了生产历史的创造，对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黎澍终止思维的方面继续前进，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唯物史观，这是彻底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第1期）。周溯源指出，“创造历史”和“历史创造者”都是中性词。人民群众、英雄个人、权力、剥削阶级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不确切（《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新思考》，《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1989年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基本停止。经过讨论，大家的意见尽管仍然分歧很大，但在基本理论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活跃了学术空气。在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章。
    （六）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
    鉴于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尤其是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这里将不得不把它在新时期内的一些新情况作些介绍。
    80年代初，学术界重点批判及清理极“左”思潮下对阶级斗争理论理解的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基本上没有新的见解发表。1985年后，情况就不同了，各种新观点纷纷登台。孔立认为，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私有制社会历史的一种基本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把阶级分析方法说成是“唯一正确的基本方法”，是讲不通的（《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他石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是由多种方法组成的方法论系统，阶级分析方法只适用于阶级社会的历史研究；从空间上说，阶级方法并非适用于阶级社会史研究的一切领域。历史并非仅仅是阶级斗争史，史学也并非仅仅以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为研究对象（《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关于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苏双碧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是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二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两条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从大的历史变革和历史进程来看，是可以的；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就不能照搬照抄了。历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会颠倒历史发展的真相，而且也禁锢了历史工作者的思维。有些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马、恩对中国的历史资料接触很少，二是这些理论受时代局限（《加强宏观史学的评论》，1988年4月28日《光明日报》）。要对阶级理论斗争作出正确的分析和理解，不仅需要正本清源，还应有对传统观点和经典理论的批判和超越精神。周一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是创立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并未明确“阶级分析方法”概念。后者是毛泽东提出的，而毛泽东没有对它的内含作过确切的说明，缺乏科学的定义，结果在实际运用中把它上升到一般方法论，造成了很多方面的偏差（《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的再认识》，《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王学典进一步指出，阶级观点是一个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前进与倒退息息相关的全局性问题。史学之所以找不到出路、停滞和僵化，症结在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从根本上的曲解和误解。史学界有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即认为在私有制社会里，剥削阶级“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的方面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被剥削阶级的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其实，私有制社会的历史，一般不是通过“反剥削反压迫”创造的，而主要是通过剥削与压迫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总是毫不含糊地肯定一切在既定历史前提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对抗。那种认为永远应该倾向历史上的劳动阶级的立场，绝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伦理史观的表现（《“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也有的学者不同意王文的观点（参见沈立邦《谈“阶级观点”问题--与王学典商榷》，《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
    新时期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反思和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大书特书。因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左”倾思潮的影响就不绝于耳，至文革时达到极端，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80年代学者们在唯物史观方面的探索工作，首先是正本清源，恢复唯物史观的真面目；其次是批判继承，开拓创新。应该说这两方面做的都很好，为今后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除了以上所回顾的六个大问题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介绍，如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历史主义问题等，限于篇幅，只能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