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功能的维度审视，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功能大抵涵摄了两个层面：一是政治上的取鉴资治，即古代史家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二是伦理上的道德教训，通过对古人古事的褒贬惩劝，垂训将来，以有俾于教化。虽然在我们后人看来，传统史学在实际生活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上述两大功能这一点似乎颇值怀疑，但至少从理论上说，传统中国的知识界精英们对于历史学的资治、垂训之功能，还是坚信不疑的。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试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功能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背景、历代君臣对史学教化功能的认识以及传统史学实现其道德垂训和教化功能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试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作一初步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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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中国，历史学主要是作为王朝政治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门学术存在的。历代专制统治阶级都把历史学视为评断和审判前朝政治和过往人物、事件的法庭，如刘知己所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①；如荀悦所说：“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②。历史家们显然希望，通过他们的编史活动对历史上的圣君乱主、贤辅佞臣等各式人等的道德审判和定性，垂训将来，警示世人，以达到惩恶扬善、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目的。
    古代历史家的上述价值取向，自有其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背景。应当说，重视名望声誉的习尚，是文明时代人类的通性。但如中国古人那般重视史书，看重生前身后名，却属世所罕见。在传统社会，帝王将相和知识界精英阶层对于青史留名的追求，其醉心、执着的热烈程度，完全可以比肩西方基督徒对千年福王国的无限向往。
    在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看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朽。”③立德、建功、立言，死后流芳千古，名扬后代，是古人一生中梦寐系之、孜孜以求的不朽之业。历史家刘知己说得很清楚：“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历史）而已。”④对于中国人来说，生不能立德、建功、立言，死无以传名后世，就等于白过了一生，那是要抱恨终生，死也难以瞑目的。孔夫子一生周游列国，栖栖迟迟，晚年眼见其道不行，曾经喟然长叹：“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夫子说的这席话，无疑道出了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人生取向。
    史书在传统社会，是记载前代和当代人的伟业功绩并使之传输给后人、传之永久的主要信息通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于莽卓，夷惠之于跖踽，高昌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⑥因此，历代精英阶层对于生前身后名的热烈向往，就自然地外化为对“史书之一行”（争得史书中一行的记载）的追求，用宋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的话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册）。”⑦
    正因史书记载中对一个人的褒贬，直接关系到其人留传给后世的名声之好坏，这样，历史以及记载历史的史官对于以生前身后名誉为取向的中国古人，也就具有了一种神秘莫名的神圣感和威慑力。唐朝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⑧中国传统社会的历代专制统治者，正是抓住了精英阶层的这种文化心态，有意识地利用和控制史学，并不断地加以神化之，把历史视为儒教伦理的道德裁判所，从精神上愚昧人民、制裁异端，以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
    历史学被赋予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其历史几乎与传统史学一样渊源久长。早在中国传统史学萌生之初，古代王朝统治者就有意识地运用历史以辅助礼乐教化。历史著作既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弘扬善行，抑制邪恶之念，又可以警戒世人，培养光明的德行，处世行事消除昏乱暖昧之行。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古代王朝统治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史官制度。在当时，史官职责颇为神圣，他们继承国王的旨意，依据“周礼”原则记功司过，道名分，明礼义，辨是非，别善恶，名官撰录的著作，名之曰《春秋》。经孔子编订而留传至今的鲁国《春秋》，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著作。在《春秋》中，身处诸侯力征、礼崩乐坏、动荡离乱、战争频仍之世的鲁国史官，根据“周礼”审判一代君臣政事，一方面用以正名分、辨是非，在历史中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宗法封建等级制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历史的编纂，警示后人，惩恶扬善。
    从文献记载看，《春秋》式的历史著作，在当时确已具有某种惩戒世人的特殊神秘功能。《左传·襄公二十年》：“卫宁惠子疾，如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宁惠子）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宁惠子因自己驱遂卫国君主的事载录于诸侯各国的史书之中而感到忧虑、恐惧和害怕，病重之时还念念不忘，请人帮助删掉史书中的有关记载。这一事实表明，史书在当时具有惩劝功能是确确实实的。但由此而认定历史在春秋时即已成为礼教的道德裁判所，却似乎为时过早。
    史学得以成为庄严、神圣而具有神秘威慑力的道德法庭，是儒教徒不断加码的吹嘘神化和历代专制皇朝的钦定弘扬的结果。从历史看，史书教化功能的神秘化，是从战国时儒学代表人物孟柯开始的。这个被后儒尊为儒教“亚圣”的孟夫子，鼓吹恢复西周礼制，实行“井田”，以根治战国时期列强争霸，道德沦丧，礼制荡然分解的混乱局面。为推行其不合时宜的社会理想模式，孟柯有意神化历史，他说，春秋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⑨孟子还吹捧孔子编订《春秋》，其功劳堪与大禹治水，周公定天下相媲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把《春秋》的著作权归到儒教圣人孔子名下，并吹嘘《春秋》之类史书行世以后，使乱臣贼子深感畏惧，这就开了神化历史学道德教化功能之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