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是值得称道的。这个革命政府坚持反帝原则、讲究外交策略，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开展了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是中国国民党及由它组织的国民政府，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置身于局外。在这个进步的历史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初步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尽力支持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那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工作之所以能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并富有生气，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
    一、引导中国国民党制定反帝政纲
    中国国民党在改组前，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可是它确实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谛。正如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蔡和森所说：“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指改组前的国民党领导人——引者）常有许多谬误观念：第一，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把中国的革命做成为一种‘内政’的运动，他们以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无须倡言反抗，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第二，他们误认为革命为纯粹的中国事业，与国际没甚关系，他们以为只须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革命便可成功，只须声明‘承认（或不侵犯）一切条约’，外国妨害革命的举动即可避免。第三，他们常常梦想所谓‘友邦’的帮助，换过说，即一派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虽然事实上常常证明这种梦想得不到什么益处，但是他们心中总还是保留这种想头。”①“这种想头”一直保留到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先生在1922年6月6日发表宣言，提出“兵工计划”，建议向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团借款，使军阀主动裁减兵员，开办工厂，让复员兵士有业可就。这个宣言发表不久，陈炯明叛乱，孙中山避居上海。那时，孙中山还有过一个“整顿财政”、向美英日法“新四国银行团”借款，继续实行“兵工计划”的设想。这些主张当然不能为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出路，也不能改变国民党当时的困境，孙中山陷入异常的苦痛与徨之中。真正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的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次大会决定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联合具体办法，并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恰商两党合作事宜。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曾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但含义不清，目标也不甚明确。1923年5月，蔡和森对国民革命作了透彻的说明：“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②共产党人深入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兵工计划”，蔡和森等共产党人写了许多文章进行批评，指出中国只有“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国家”，才能“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有人说“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是受到美国欺骗的缘故，其实美国”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因而，“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重新估定之必要”，应该联合当时能平等待我之苏联，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侵略国家③。
    重新估定外交方针，是1922年至1923年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思考的重大课题。孙中山和其他坚持革命立场的国民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开始实现外交方针的根本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袒忱、明智的批评帮助，对于促成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政策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宋庆龄说，那时孙中山开始把中国共产党人当作他“真正的革命同志”，表示他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④。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纲，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方面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在大会进行中，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宣言审查委员会曾将宣言“对外政策”项下的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具体内容删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生气，坚持要恢复这些条文。他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远不会成功。”这个主张被通过后，孙中山又说：“假如不通过此点，那么大会就毫无意义。”⑤
    二、推动国民政府以革命手段实现反帝政纲
    在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广州革命政府（1923年3月成立时称大元帅府）开始了反帝斗争的新的历程。1924年7月，沙面工人在广州政府的支持下举行反帝罢工，这次罢工坚持1个多月并取得了胜利。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在它的全力支持下，省港罢工坚持1年4个月，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它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收回关税自主权、治外法权和租界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极大震动的各国帝国主义者，采取威胁和利诱的双重手法，来对付处于反帝斗争高潮中的中国人民。它们一方面停止借款、汇兑和工业用电，甚至策划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一方面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工部局增设华董”、“交回会审公解”、“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并指示军阀政府实行武力镇压，制造反对“赤化”、要求和平解决的舆论，企图分裂和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联合战线。在帝国主义的煽动下，一股股改良主义逆流向反帝阵线袭来，国民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当时在一部分国民党人中发生作用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降低反帝目标，篡改反帝政纲，以和平渐进的温和手段来代替反帝民族革命斗争。共产党人以很大精力批判上述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