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改良主义对反帝目标的降低和“修正”，陈独秀著文指出：“什么是赤的运动之目标，我们敢公告全中国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具体的说，即是：彻退各国驻华海陆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自主权，取消庚子赔款及不正当的外债，取消外人之铁路盐务邮政管理权，没收外资的银行矿山铁路航业工厂及外人所购土地，归中国所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与侵略。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建设独立的经济势力与文化。必须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和一切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⑥共产党人决心用革命手段彻底实现反帝目标的如此旗帜鲜明的宣告，在国民党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开展了要求外国政府承认的外交活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等到广州访问，但是拒绝与国民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表示可以建立“非官方事务性接触”⑦。急于取得外交承认的国民政府竟然于1926年11月底照会各国领事：“希望承认广东政府为中国政府，若不承认则对于条约上的义务，不负何等责任。”⑧这个照会表明，国民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准备对不平等条约上的义务担负一定的“责任”。共产党人在上述照会发出后的第5天，就著文批评这种以妥协退让求得外交承认的举动：“国民政府取得国际地位，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开承认，绝不是应取妥协的态度，仍要以革命手段出之，对于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废除一切不等条约等根本的革命原则，无论对任何帝国主义都是不能让步的。”⑨政府迁鄂后，陈独秀又著文劝告国民政府，并系统提出关于要求外交承认的原则，他说：“我们对于各国承认国民政府这一问题，断然不可忘记了几个必要的原则：（一）我们要决心由争斗得到各国承认，不可希望由妥协让步得到承认。（二）我们要懂得各国承认只是获得政权的结果，万不可想靠各国承认来做获得政权的原因。（三）我们固然希望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地位，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获得独立的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不是获得和封建军阀政府同样的国际地位。（四）我们要懂得人民承认国民政府比各国承认更为重要。”⑩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反帝浪潮急剧高涨的形势下，帝国主义者深知各国直接出兵干涉并非上策，他们越来越重视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26年12月18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宣布了所谓的“对华新政策”，约1个月，美国、日本政府也发表了类似的外交文件。他们把分化、破坏革命战线的希望寄托于所谓“稳健派”首领蒋介石，竭力拉拢他，给他以支持。在各国驻北京使馆召开的秘密会议中，英国提议承认南方的国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允许中国政府征收关税附加税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下，蒋介石越发加紧了背叛革命、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步骤。1927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及时揭露帝国主义者正在“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11）。当帝国主义者所策划的所谓“南北妥协”阴谋严重威胁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更直接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揭露帝国主义者”以‘南北妥协’、‘南北合作’、‘驱除赤化分子’、‘压迫共产派’、‘驱除左派’、‘共同反赤’等口号勾引其所谓南方稳健分子，这分明是欲用‘以赤制赤’之妙计，以离散南方革命势力之团结，以破坏革命，以重新巩固其濒于崩溃之地位”（12）。中共上述文件于1927年3月13日送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隔4日就发表了有反对“南北妥协”重要内容的宣言，作为对中共上述文件的响应。
    三、领导工农运动，支持与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
    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是国民政府开展反帝外交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推动力。在省港罢工高潮中诞生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得到十几万罢工工人的支持才得以巩固。省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体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并支持了统一广东的战争。广大工人农民在中共领导下，给北伐战争以有力支持，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势力。对英经济抵制。正是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参加，才得以持久地进行，发挥巨大的反帝效益。国民政府抵制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所召开的关税会议的斗争，由于全国人民反对关税会议的革命运动，才变得有力量。这个运动在中共领导下，发展成为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13）。向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斗争，往往是广大群众先行斗争，然后国民政府出面收回的。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制造血腥暴行，4日，在刘少奇等主持下，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五百多名代表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收回租界、海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和英国在中国内河航行权等。上述要求遭到英政府拒绝后，5日，武汉人民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由总工会代表李立三任指挥。会后愤怒的群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九江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国民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当局在2月19日同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长沙、岳阳的海关，也是中共党员领导那里的革命群众，在“还没有奉到中央（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中央领导机构——引者）的命令”（14）的情况下，从英国人手里夺回，由国民政府接管的。武汉政府后期的反封锁斗争，也得力于工农群众的同仇敌忾。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深有感触地说：“民心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15）
    国民党在改组前的致命弱点，是不重人民群众的力量，严重脱离群众。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16）同年7月陈独秀又著文指出：“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别路可走；断不可能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成就，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致阻国民革命的机运，所以我们不得不向敬爱的国民党垂泪而道之！”（17）上述劝告是发生效用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制订了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和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继续对这个友党进行引导，帮助它提高认识。在1925年10月发生的反奉战争中，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枝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18）这一大纲草案为国民党中央会议所通过，是我党正确思想指导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