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收回汉租界的外交活动，总的来说能坚持原则、态度坚决，但是有时也存在某些妥协动摇。如1927年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发出一则通告：“在此与英交涉期间，暂停一切反英、反教运动。”（19）这则通告显然失当。劝说群众不要进行过火的斗争，是有必要的，但是要群众停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错了。2月7日陈独秀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我们并不拒绝谈判，可是停止革命行动或减少革命行动，而希望友谊的和平谈判得点什么，便是上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其结果必一无所得！国民政府必须懂得这个！必须懂得抑制民众革命行动而以和平面孔取悦于外人，本是北京军阀官僚政府的外交秘诀，我们十分不忍看见真有‘党政府严禁反英’！“（20）中共领导下的湖北农工商学联合会为此特发《致中央联席会议函》，要求政府立即纠正上述错误（21）。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14次会议对此通告作了纠正与说明。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本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这种争斗不但不违反国民革命的利益，并且正足以增加国民革命的力量，使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国内反革命势力。”（22）
    四、帮助国民政府制定正确的反帝外交策略
    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革命党必须具有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革命策略，使二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以及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形势相适应的策略方针。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这方面初露锋芒。
    1924年10月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控制了北部中国，并南下扩展到长江流域下游，上海江苏归其统治。直系势力居两湖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与它所扶植的奉系军阀，成为对革命威胁最大的敌人，当时中国共产党决定支持新直系孙传芳发动的反奉战争，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1925年至1926年上半年，北方大部分地区仍在日本及其扶植的奉系的控制下，但是那时英国、日本及其工具直系、奉系联合发起对国民军的进攻，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同时也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与直系，例如1926年2月发表的宣言中，就提出“打破吴张联合”、“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口号（23）。这段时间南部中国情况不同。1925年5月至10月，南部中国主要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但是上海一带仍由奉系控制。此时中共的策略是，在上海主要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反对奉系军阀；在广东主要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陈炯明。1925年10月以后，英国支持的孙传芳的势力，发展到江、浙、皖、赣、闽五省，英国支持的吴佩孚控制了湖南、湖北，广东又在香港英国势力的威胁下，因而在南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主要是孤立英国，分别打击直系、新直系。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与英帝国主义及吴佩孚、孙传芳正面冲突。同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案明确制定了当时的反帝策略：“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因为英国在华的势力，根深蒂固，领域极广，日本尚只是一部分，美国更无固定地盘，它的最凶恶的道威士政策还在将来。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所以利用其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即所谓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必要的策略。”（24）1926年9月22日在《中央通告（钟字）第十八号》中，要求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发展全国反英宣传及排斥英货”（25）。共产党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宣传本党的反帝策略，并给以引导和帮助。
    在反帝民族革命高涨的时期，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竭力使国民党离开反帝立场，把群众斗争引上错误的轨道。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曲解三民主义为儒家的“中庸之道”，公然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反动理论，要求人们用“仁爱之心”去消融革命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用“仁爱之心”去消融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斗争，反动的戴季陶主义对国民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们鼓吹，只需要反对英国，不必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谓“单独对英”。“单独对英”口号出现不久，苏兆征（中共党员，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就指出，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主张”（26），以讲究反帝策略的形式出现，其实却是根本取消反帝斗争。瞿秋白说：“单独对英”的要害是把反帝斗争变成对帝国主义无害的运动，这个口号的前提是腌割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反帝政纲。他说，“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人民群众提出的“一种最正当和最低的主张”，然而少数人在所谓“单独对英”口号下向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条件，均毫无例外地抽掉反帝原则，删去“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所要求的，“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27）。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办的《工人之路特号》发表“短评”指出：“凡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都是一天天的紧扣我们，我们果真要废除束缚我们紧扣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只有向一切帝国主义反攻，如谓不反抗某一帝国主义，即不想废除革一部的不平等条约。”（28）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这样的文章，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打击，促使国民党形成正确的反帝策略。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单独对英”论既反映了民族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又反映了各派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日本为了扩展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竭力唆使亲日派搞“单独对英”，在鼓吹“单独对英”的同时，鼓吹“希望日本‘回东方来’”。张秋人在五卅运动中就将“单独对英”称为“亲日派的‘单独对英’”（29）。1926年冬，日本外相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访蒋介石，蒋介石派心腹张群访日，1927年1月，戴季陶重弹“日本——回东方来”的老调，把当时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称为“东方诸民族”的“良友”（30）。随着蒋介石控制的东路军向上海推进，美国对蒋介石影响的增强，国民党右派也明显地表现出亲美的倾向，大唱与美国的“友谊”。对此，共产党人发表大量文章，给以揭露批判，揭示美、日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与对中国革命的敌视，促使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集中力量孤立打击英国的同时，提高对美、日帝国主义的警惕，并进行必要的斗争。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反帝政纲，会后又决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统一外交工作，（31），给右派以限制和打击。
    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和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这依靠共产党思想和政策的正确，对国民党能兼顾联合与批评两个方面，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中国共产党对内依靠工农大众，对外联合国际无产阶级，迅速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和政治上的发言权。
    然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完全的。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占居统治地位，主动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步步紧逼的右派势力面前实行无休止的妥协退让，因而在大革命的后期，党已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时，由于他们拥有政权、军权，就能轻而易举地破坏革命，抛弃反帝反封建的政纲，变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为卖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