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代中国工人运动遭受的第二次挫折。
    第三次挫折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由“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文革”的政治动乱所造成。
    第二次挫折对当代中国工运的危害虽然广泛而严重，但它主要表现为工会肌体的“内伤”。从工人运动的总体状况来考察，第一，广大职工仍保持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不怕困难，艰苦创业，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第二，广大工会工作者不顾“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以下简称为“左”害），以对工人阶级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工人运动的前进做了大量工作；第三，全总领导人在1961年前后曾经采取措施，努力克服工运中的“左”的错误。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即使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工人运动仍然在曲折中有所前进。如果不是“文革”的逐步酝酿和迅速发动，当代工人运动存在转机和复兴的可能。
    但是，第二次挫折后元气未复，浩劫又开始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发动。这是一场由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革”动乱中，工人运动遭到党内严重“左”倾错误和林、江一伙国内敌对势力的破坏。这种双重因素的破坏，造成了工人运动的空前灾难。第一，工运方针和业绩被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统统被污蔑为“黑线统治”，工会被扣上“三会一团”（“生产工会”、“福利工会”、“全民工会”和“工团主义”）的罪名，以此作为林彪、江青一伙实现“以帮代会”的根据。第二，工会组织被层层砸烂，从全国总工会到基层工会，几乎无一幸免，整个工会系统完全瘫痪。第三，工人阶级队伍被摧残分裂。工运领袖和骨干遭到残酷打击；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横遭迫害；职工队伍被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派性斗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第四，工会的性质和职能完全被篡改，把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与“走资派”进行殊死斗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为工会组织的唯一使命。第五，工运领域领导权，几乎被“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篡夺，一部分工人造反组织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工运方向被根本逆转。总之，工运理论的混淆、工运方针的改变、工会组织系统的砸烂及随之而来的“工代会”的取代工会，以及派性斗争的蔓延，使工人运动完全走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
    在“文革”时期，主要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工人运动曾出现过短暂转机。例如1973年工会组织的整顿和健全；1975年工人阶级以促进安定团结、恢复生产的行动贯彻执行“全面整顿”的方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在“天安门事件”中挣脱“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起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当代中国工运史上闪光的一页。以上说明，即使在“左”倾严重错误的统治下，在“四害”横行的动乱中，体现正确方向和奋斗目标的工人斗争，也并没有泯灭。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文革”时期，我国工人运动确实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这是当代中国工运的一次最重大的挫折。
    三次挫折反映的历史真实
    考察三次挫折的历程，可以看到四个基本史实。
    第一，造成三次挫折的原因，都是“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左”，第三次则是极“左”。其特点是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作风上的专横相结合，因而对工运事业的破坏具有疯狂性和残酷性，政治批判一次比一次升级。从李立三的“严重的原则错误”、“社会民主党倾向”，到赖若愚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到“文革”中刘少奇被扣上“大工贼”、“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头子”，政治帽子越戴越大。对工运领袖和工会工作者惩处的面一次比一次大，处分一次比一次重。批判李立三株连面不算大，处分也不很重。批判赖若愚，株连面涉及全国工会系统，处分从撤销职务直到开除，有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逮捕法办。批判刘少奇，几乎祸及所有工运领袖和骨干力量，大量优秀工作者被诬为“牛鬼蛇神”，作为“专政对象”而关进“牛棚”，包括刘少奇、李立三在内的一大批人被迫害致死。“左”倾错误对工运事业的危害一次比一次深重。如果第一次挫折是对工运事业的长时期中造成了消极的后果，那末，第二次挫折就是大伤了元气，第三次挫折则是把全国工会系统彻底砸烂，实现了“肉体消灭”。
    第二，工会领域是建国后党内“左”倾错误的最早、最重受害者。三次挫折是党内“左”倾错误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体现。建国初期，党的指导思想和工运方针，总的说，正确方面占主导地位，但某些方面的“左”的观念、主张和倾向已有萌生。由李富春主持，领导召开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在全总的领导工作进行了错误的审查批判。工运领域是建国初期除了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外，遭受“左”害冲击的第一家。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举行的“八大”第二次会议，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会上有突出的表现。大会结束三天之后紧接着召开的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从指导方针上贯彻了“八大”二次会议的“左”倾错误，把会议主题由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改变为开展工会工作中的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插红旗，拔白旗”，清算“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可见，中国工会和工运领域又是“八大”第二次会议“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受害者。
    第三次挫折中，从“文革”一开始中国工会和工人运动就被置于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污水池”中，从工会指导方针、组织领导、理论原则、基本职能到具体业务，无一不被极“左”路线的狂风恶浪所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