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三次挫折中“左”倾错误推广的方式看，主要是在上层开展整肃，内外（党内、党外）结合，双管（党和工会两个系统）齐下，上下发动，形成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利用“中央指示”、“党组决定”的至高权威和“群众运动”的政治声势及强大压力，使持正确意见者难以抵制。这在第二次挫折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先是在上层召开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除了党组成员，还吸收全总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产业工会的分党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工会党组的部分成员，以及少数大的基层工会和专区、县工会的负责人。与会成员既是上层的，又是多层的、全国范围的。党内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八届执委第二次会议，贯彻党组会议精神。之后，中共中央批转会议文件，把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精神，通过党和工会两条渠道，运用报刊、电台等舆论工具，贯彻全国，迅速形成为全国范围的所谓肃清赖若愚影响的整风运动。
    第四，工会相对独立性的削弱以至丧失，工会机能和活力的被阉割，是三次挫折中“左”倾错误对工会致命性的危害。众所周知，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应当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但是，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本身是非党的组织，它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工会在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中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也是必须肯定的一条根本原则。三次挫折中“左”倾错误对工人运动的集中冲击点之一，就是工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活动。第一次冲击的结果，工会在“工团主义”的禁锢下，独立性基本丧失，实际成了党委的一个部门。第二次冲击使工会独立性名存实亡。刘澜涛代表中央在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明确宣布：各级工会（从全国总工会到基层工会）实质上应该同时是各级党委的工会工作部。不久，全总领导人在1958年9月24日全总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工会的作用，就是党的工作队的作用；各级工会实质上是各级党委的工作队。第三次冲击就更为彻底。工会组织从上到下被彻底砸烂，继而被“工代会”取而代之，组织都荡涤无存，当然也就无独立性可言。
    工会相对独立性的削弱以至丧失，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会的性质，破坏了工会的机能和活力。这是造成工会脱离职工群众的最主要原因。结果，即使工会威信扫地，也使党与职工群众的关系遭受严重损害。鉴于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一再正确阐明工会性质，反复强调要恢复、加强工会的独特作用和自主活动。1978年，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郑重提出建设工会的严格标准：工会要密切联系群众，成为职工信得过的，能为职工说话、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文件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强调：工会是广大职工群众的重要代表者，一定要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要在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群众的利益；工会应当有职有权有责，而不是装饰品。1983年，党中央再次重申：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为工人阶级办事的群众性组织。今后，工会一定要从自己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这个特点出发，切切实实地为职工办事；一定要维护职工的根本利益；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反映职工的呼声和要求。真正成为“职工之家”，“工人之友”。党中央的上述正确要求，既是对“左”害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时期对“左”倾错误的深入批判。
    “六次劳大”至工会“十一大”的40年间，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不能说没有右的偏差和干扰，但是，“左”害是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和主要危险。因此，彻底清算和消除“左”倾错误的流毒与影响，是工运领域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不从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工人运动就难以较为顺利、健康地发展。这就是三次挫折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应该从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工会系统进行全面拨乱反正，首先和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战略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右的东西就不要警惕和反对。
    三次挫折留下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三次挫折的经历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工运深受“左”害之苦。“左”倾错误在工运领域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而深远，破坏性极大。我们吃“左”亏太多了。
    应当指出，“左”的一套在推行过程中，并非畅行无阻，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少数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也进行了顽强而长期的斗争。但是从总体上看，“左”倾错误的推行是势如破竹的。当我们冷静地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要问：“左”倾错误为什么能在工运领域再三推行？原因相当复杂。除了党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偏差，党内高层斗争的错综复杂，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之外，工运领域各级领导层自身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总结和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当前和今后的实践。
    第一，要发扬科学和民主精神，提高领导层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党内“左”倾错误的推行，在形式上是通过工会的党组和执委会作出决定来实现的（第三次挫折的“文革”时期是一个例外）。从第一、三次党组扩大会批判李立三、赖若愚的决策情况分析，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与民主原则。首先，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路线，置事实于不顾，用断章取义、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等手段，制造了两个大错案。如果说，认识脱离实际是不科学的话，那末，有意违背事实就是反科学了。这两种情况，两个会议都有突出表现。其次，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无视当事人的申辩，压制、打击、处分持不同意见者，用政治压力和组织处理破坏工会的民主生活。在贯彻执行全总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决议过程中，全总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工会的不少分党组、党组，在不同程度上同样犯了上述错误。严酷的事实表明，科学素质低，民主意识差，是工运领导层和各级工会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弱点。这是造成决策失误、导致工运出现曲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在工运领导层中发挥科学民主精神、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多么重要。对于一个领导集团和决策者来说，在战略和概念上，必须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防止“只是跟着上头走”的盲从主义。只有跟着实事求是的科学走，坚持党的正确理论和政策，才能避免或减轻失误和错误。在第一、三两次党组扩大会议上，错误的东西一开始就遭到一部分人的抵制。如果民主有保障，正确、合理的意见被采纳或部分采纳，就不致于酿成大错。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应以民主性为前提。没有民主性也就谈不上科学性。
    第二，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工会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
    党内“左”倾错误能在工运领域顺利推行，与工会工作者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密不可分的。
    历次“左”倾错误的推行者，往往利用工会工作者对马列理论知之不多，对国际工运斗争历史了解甚少的弱点，搬出马列的理论条条，打着反右的旗号。他们不顾中国国情和工运实际，引用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套用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中路线斗争的某些条条框框，在工运领导层中大搞“路线斗争”，打击健康力量。他们中的有些人，明明本身就是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者，或是教条气、投机味十足，却把敢于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工运理论的工运领袖，打成“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政治上的这种颠倒，说明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辨别能力的极端重要。不可忽视的是，“左”倾思潮在工会内部有着广泛的基础。在一部分领导人的头脑里，关于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错误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对助长“左”害的泛滥，起着很大的作用。学习马列主义，最重要的是领会它的基本原理，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世界观，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工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提高工会工作者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