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弗吉尼亚札记》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它构成一幅民主化的蓝图。尽管杰斐逊从未完全接受“民主”一词，但他认为有必要持续不断地把有警惕性和有美德的公民调动起来，以保证弗吉尼亚和美国的共和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自由的弗吉尼亚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那些土生土长的“贵族”，他们在独立之前摆出了想要独占财产和权力的架势，这就给了杰斐逊及其爱国的同伴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机会。
    于是，杰斐逊在共和制的弗吉尼亚清除贵族制残余的尝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779年，这位锐意改革的立法者提出“一整套”法律：废除长子继承制和限定嗣续法，确立宗教自由，要求实行全民教育。他希望借此“铲除过去或未来的贵族制，一丝一毫也不留，并且为真正的共和制政府打好基础”(16)。杰斐逊在自己唯一出版发行的著作《弗吉尼亚札记》中，扩大了对旧体制的抨击，倡导解放弗吉尼亚的奴隶并将他们迁移到国外，进行彻底的宪政改革以便为新共和国奠定更稳定、更持久的基础。杰斐逊作为一名改革家至多是成败参半的：促进知识传播的法案一直没有制定，解放奴隶的前景变得遥遥无期，起草新州宪法以促进县政府民主化的动议遭到了断然拒绝。但杰斐逊始终保持信念，即便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也是如此。
    杰斐逊对新国家的革命前景的深切忧患，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有充分的体现。这本书是他最为经久不衰却又是无意为之的一部自传体著作(17)。正如在回顾他在《独立宣言》成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一样，杰斐逊又把自己融入了人民(这次是弗吉尼亚人民)当中，同时也把自己同那些没有启蒙开化的人区别开来，因为后者缺乏实现本州的宏伟目标的美德和进取心。这位激进的共和派条件反射般地认为自己与人民是一体的，反对他们的“贵族”压迫者，但对人民本身也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因而对他本人为革命的奉献也有同样的忧虑。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尽管在人称所指上看不到他个人的明显痕迹，但这位焦虑不安的共和主义道德家却有十分鲜明的显现。
    《弗吉尼亚札记》概述了关于杰斐逊所热爱的“乡国”，也是美国革命结束时联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州的情况和看法，其写作缘起是为了回应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马布瓦的一系列“提问”，此人把这些“提问”散播于美利坚各个新共和国的头面人物中间。由于把自己与弗吉尼亚等同起来乃是杰斐逊自我理解的核心，因此他对马布瓦的回应就格外带有自我显现的色彩。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最为持久和最具系统性地描绘了弗吉尼亚的革命性转变，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对共和主义的救赎潜能的信念。不过，他也从未掩饰对子孙后代可能无法实现革命理想的忧惧。
    在1781年年底起草回应马布瓦的第一篇稿子时，杰斐逊还是一个年轻人。虽然杰斐逊当时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大陆会议担任《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在弗吉尼亚则是一名锐意改革的立法者，但他作为战时州长的不佳表现仍给他未来的前途蒙上了阴影。1780年12月，投敌分子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入侵该州，由于缺乏宪法权威和政治资源来组织有效的抵抗，杰斐逊和立法机构只得从该州首府里士满逃到夏洛茨维尔；巴纳斯特•塔尔顿接着又猛然地袭击了夏洛茨维尔，迫使他们再次慌忙逃走，这位陷入困境的前州长便躲到他那靠近林奇堡的波普勒•福里斯特种植园避难，立法机构则在山外的斯汤顿重新开会。不过，尽管弗吉尼亚的抵抗严重不足，但英国的威胁还是很快被消除了。英军指挥官查尔斯•康沃利斯将军在约克敦陷入了法军和美军共同设下的陷阱，他的投降(1781年12月19日)使英国反对革命的战斗意志大伤元气，转而寻求和平的解决之道。尽管弗吉尼亚议会做出决议，要“取消和撤除所有不应得的责备”⑻，但共和制的弗吉尼亚几乎被从地图上抹掉，杰斐逊的生涯也蒙上了无法抹掉的污点。虽说这个邦国得以幸存，但无论杰斐逊还是他的弗吉尼亚同胞，对这一愉快的结果都无寸功可言，只有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大陆军是个光荣的例外。
    当杰斐逊写出《弗吉尼亚札记》的草稿并在随后几年对其加以修订时，弗吉尼亚的前景重现光明。弗吉尼亚位置居中，版图和人口都超过其他任何一州，在已获独立而成为一个自治国家的联盟中，注定要担当领头的角色。杰斐逊对“提问”的许多回应都富于远见，带有积极向上的劲头，表明他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而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典型模式中，从广袤的领土、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无限的资源着眼，未来是可以预测和规划的。不过，弗吉尼亚人是否具备足够的美德和爱国精神去实现本州的理想，这类根本问题一直困扰着杰斐逊。马布瓦提出的问题引导杰斐逊从两方面探究弗吉尼亚州宪法的可行性：一是从常见的现代意义上推敲1776年州宪法，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思考政治体在宪法和特性上的缺陷。
    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杰斐逊的作者身份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但它仍然是一部极富个人色彩的作品，成书于他的世界和个人生活均发生划时代变化的时期。他在1781年就已抑郁寡欢，转年妻子玛莎•韦利思•杰斐逊的去世又给了他毁灭性的打击，致使其抑郁加深。稍后，他接受了新的公共职位，先是担任弗吉尼亚在邦联国会的代表(1783-1784)，接着又出任新国家驻巴黎的代表(1784-1789)，这才使他的情绪得以好转。《弗吉尼亚札记》初版于1785年，是一个私人性的法文版，本意是只在小范围发行；只有1787年在伦敦推出第一个英文版(斯托克代尔版)后，它才有了广泛的读者(19)。杰斐逊本不愿出版这本书，但又担心删节和误译原文的版本出现，导致外界对他产生误解。除了以公务人员身份撰写的一些著名的政府公文外，杰斐逊此后也避免发表自己的文字。杰斐逊不愿出版《弗吉尼亚札记》，表明他意识到其中某些章节，尤其是关于奴隶制和弗吉尼亚宪法的内容，可能会引发争议，过多地暴露他个人的观点，并因此损害他的公共形象。他的自我意识还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他对斯托克代尔版的扉页插图的选择上，用的是一幅他那当过测量员的父亲彼得•杰斐逊同威廉—玛丽学院教授乔舒亚•弗赖伊于1751年共同绘制的弗吉尼亚地图。当杰斐逊同时把自己同他的父亲和弗吉尼亚等同起来之际，为子的孝心与爱国主义也就融为一体了。
    杰斐逊在依次回答马布瓦的提问时，着重强调了三大主题。他首先回答了一系列关于弗吉尼亚自然地理的问题(第1～7问)，这可以视作是他对弗赖伊—杰斐逊所绘制地图的足以流传的阐释，也可看作是那幅地图的散文版；他接下来回答了第8～11问，概述并分析了弗吉尼亚的人口；在回答第12～22问时，他对弗吉尼亚的政府、法律、风习和公共统计数据作了探讨；《弗吉尼亚札记》最后以回答第23问结束，涉及弗吉尼亚早期的历史(杰斐逊认为这还不够充分)，并附上了弗吉尼亚重要政府文件的目录。依托于弗吉尼亚未来发展的简要说明和有助于了解其过去的资料汇编，杰斐逊对当时的弗吉尼亚人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实现美国革命理想的能力作了含混模糊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弗吉尼亚的前景看来是无可限量的，但前提是弗吉尼亚人能把握它们。在杰斐逊开始写作《弗吉尼亚札记》时，这个邦国的领土主张还没有得到其他各邦或外国势力的承认，其北部和西部以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为界，覆盖面积达121 525平方英里，这一广袤的地域“比英国及爱尔兰诸岛大三分之一”(第1问)(20)。河流(第2问)将是弗吉尼亚内陆发展的关键，一旦波托马克河与密西西比河水系连通，就更是如此。大自然眷顾弗吉尼亚人，但他们也有责任去开发利用这些优越条件。他在第6问中详细列举了矿产、植物和动物等资源，其暗含的意思正在于此。杰斐逊还驳斥了欧洲某些著名的动植物学家的说法，后者认为新世界的动物物种，包括人类，都在不断退化。他收集了不少资料，证明美利坚人跟旧世界的人一样高大，或许还更加高大一些。这个新国家已经产生了一批“天才人物”，包括“世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的乔治•华盛顿，集科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天文学家戴维•里滕豪斯，他们充分显示了这个国家里人的发展(21)。不过，即便是这些爱国的论辩，也还是暴露出杰斐逊的忧虑。后来的各代人能达到革命一代的那种高标准吗？美利坚人能顺利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吗？弗吉尼亚能将其有效管辖扩大到彼得•杰斐逊和他的儿子托马斯所绘制和描述的边界极限吗？
    弗吉尼亚的未来取决于其人口的规模和特征。杰斐逊的数据表明，弗吉尼亚的人口每“27年零3个月”便增长1倍，这意味着弗吉尼亚的人口密度终有一天将赶上“英伦三岛”。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口呢？太多的非英语移民将构成弗吉尼亚的“复杂多样、缺乏凝聚力和散漫松懈的大众”，这些人对“英国宪法以及其他来自于自然权利和理性的”原则一无所知(第8问)。弗吉尼亚为数567 614的总人口中，还包括259 230名“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奴隶”。杰斐逊在此前几问中所赞扬的那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奴隶人口的增长起着违背常理的作用：“我们国家的这一污点增长太快，跟白人人口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22)奴隶比那些未被同化的移民更糟糕，因为正如杰斐逊后来所声称的(第14问)，“他们”在奴役中“所承受的伤害”使他们成为弗吉尼亚白人的天敌(23)。
    尽管杰斐逊在详细地谈论弗吉尼亚前途不可限量的美景，但当他从该州土地和居民转向其政府与法律时，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弗吉尼亚作为一个独立的邦国，可以控制其人口的增长及其特征，可以向其他各州主张并伸张领土的权利，可以决定将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路径。可是，杰斐逊特别担忧《宗教自由法案》的不确定的未来。该法于1779年出台，是旨在完成弗吉尼亚共和革命的一系列广泛的法律改革的一部分：“在这场战争结束时，那些还未被挣脱的……桎梏，仍将长期束缚着我们，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直到我们的权利在某次动荡中一举恢复或者彻底丧失。”(第17问)(24)如果立法机构不能解放奴隶并将他们迁往国外，就会“造成动荡”(第14问)，从而危害弗吉尼亚共和制的未来(25)。杰斐逊对这个邦国的担忧，与他本人在1781年下半年遇到的事业危机发生了“共振”。
    英国的入侵表明弗吉尼亚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1781年6月，立法机构曾考虑设立一个“独裁官”，使之在紧急时刻行使超常的专制权力，这样便会取代宪法设立的执行官(即杰斐逊本人)，并摧毁共和制(26)。“仅只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且确实是“对整个人类的背叛”(第13问)(27)。根据1776年宪法，众议院的权力过分集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主义的倾向，因为“173个专制者肯定和一个专制者一样压迫人”(28)。宪法本身是一个自我任命的革命大会制定的，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或批准。弗吉尼亚人非但没有修补这些缺陷，反而带有十分轻易地牺牲自身权利的倾向，会倒退到某种比君主制更坏的状态中去。
    也许正像杰斐逊的战时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弗吉尼亚人缺乏必要的精神和美德持续进行共和主义实验，实现《弗吉尼亚札记》为他们展现的光辉的目标。奴隶制对于弗吉尼亚的繁荣的核心意义更加深了他的忧虑。一方面，杰斐逊很清楚，私人财富和公共收入取决于“土地和奴隶两项结合所产生的价值”，会继续在每一代人时间里就翻一番：奴隶对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弗吉尼亚来说乃是不可或缺的(第22问)(29)。但是，另一方面，这位共和主义道德家“为我的乡国惊恐战栗”，深知公正的上帝终有一天会首肯“命运之轮的回转”。奴隶的解放将会因“其主人的同意”而实现，抑或是会在一场血腥的种族战争中得以“解决”(第18问)(30)？
    在回答马布瓦的提问时，杰斐逊假设了多种不同的角色和声音，于是就构想出若干个不同的“弗吉尼亚”，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在事业特别困难之际的深刻的矛盾心理。他对弗吉尼亚国民性的关注，在随后有关“风习”(第18问)和“制造业”(第19问)的各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论法的精神》(1743)的作者、伟大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及其追随者看来，一个民族的习俗或风习，对任何统治体制的宪法来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31)。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杰斐逊在讨论风习时，着重强调了蓄奴制对奴隶主阶层的退化效应：“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全部交往，就是永无止境地发泄至为狂暴的情绪”和“从不间断的专制暴虐”。更坏的是奴隶制对年轻一代具有道德堕落效应，使之“在暴虐中受到哺育、接受教育和日常锻炼”(32)。只有当转向讨论制造业时，杰斐逊才恢复了对人民的信心，因为“那些在地上劳动的人是上帝的选民”，是“大量的真实美德的特殊保有者”。这时，他笔下的弗吉尼亚人成了农夫，而不是蓄奴的专横之徒，他们拥有美德，正好与欧洲“大城市”中那种腐败而依附于人的“暴民”形成对照(33)。杰斐逊在论及动物的体形大小时，再一次将有美德的新世界与堕落的旧世界对举，这表明他恢复了对美国革命拯救弗吉尼亚乃至整个人类的可能性的意识。
    《弗吉尼亚札记》是一幅作者在其人生关键时刻的自画像，比他在1821年所写的《自传》揭示了更多的东西。当然，杰斐逊在回答马布瓦的提问时，并不知道他自己或整个弗吉尼亚邦国的故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杰斐逊在希望与恐惧中备受煎熬，以其《弗吉尼亚札记》向读者展示了对美国革命经验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重要洞见。他的最大愿望，也即其共和主义的基本信条，就是年轻一代将会受到“1776年精神”的激励，去实现革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