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变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欧美社会从中古的严刑峻法到现代刑罚的变迁，离不开近代以来刑罚和刑罚观念的变化。人们耳熟能详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彰显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的坚强意志。在资本主义理论从天赋人权理论向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关注的重点从抽象的人权，变成更具体的财产权，所以，对犯罪行为、特别是侵犯财产的犯罪采取严刑峻法。不过，这毕竟与天赋人权思想相悖，因而对犯罪的惩罚，也逐渐从野蛮的肉刑向更人道的刑罚演变。研究19世纪英国刑罚的变迁轨迹，考察伦敦对罪犯惩罚的变革，无疑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
    刑罚具有极大的历史延续性，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刑罚仍然极大地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刑罚特色，用司法恐怖来制止犯罪，以严刑重刑来威慑民众。作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信念的忠实信徒，19世纪以来从严惩罪犯、严刑峻法（绞刑、流放、鞭刑）来阻止犯罪上升，逐渐向废止和改变酷刑的方向演变。
    逐渐废止以残酷性著称的绞刑、剖腹和分尸综合刑。这原是对犯叛国罪者处的刑罚。英国人认为，叛国乃是罪大恶极的重罪，因此，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严惩。判决的犯人先拉到刑场，有时是双手被绑拴在马后在地上拖行到刑场，有时被大字形绑在木架上拉到刑场；先行绞刑；并在犯人尚未断气前放下，然后开膛破肚，“掏出”内脏示众。有时还要当着犯人的面焚烧掏出的肠子，让犯人受尽非人的折磨；再行斩首。①古代中国处死犯人同样是在热闹的菜市口，目的也是最大化地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作为对旁观者的一种威慑，还要进行分尸，并把尸块分送各地“展示”，以儆效尤。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受的就是这种刑罚。 ②电影《勇敢的心》在结尾时隐晦地表现出来。只是刑罚最后部分过于残酷血腥，不宜直面观众，所以只能留给观众自己想象了。此刑之残酷惨烈，几乎可与中国古代的凌迟处死相提并论，不符合人类文明理念，更与人权观念背道而驰，因此于1870年正式废除这种刑罚。
    逐渐减少绞刑的种类和判决。绞刑仍是19世纪的一种普通死刑，19世纪初的英国共有223种死罪，包括伪造、假冒、发信恐吓、绑架女性继承人、企图谋杀枢密院官员、扒窃、海盗、残害牲畜、放火、亵渎、盗窃亚麻、砍伐树木和往池塘外放鱼等，都可以判处绞刑［1］38。
    绞刑是对重罪的惩罚，但扒窃或偷食物这样的轻罪也可能处死刑。1823年，罗伯特?庇尔减少了可判处死刑的100多件罪行。1830年，约翰?罗素爵士废除了偷窃马匹和入室偷窃的死刑，而且出现了改判情形。有大约60%的死刑判决中记录着“若执行的话，可以处稍低些的处罚”。在1826—1835年期间，有11 305人被判处死刑，但真正的执行死刑的只有514人，只占4.54%。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生命的珍惜、对人力资本的重视，使被判绞刑者日益减少。1861年后，只有谋杀、海盗、叛国、在兵工厂或造船厂放火（这等同恐怖行动）4种死罪。在贝德福监狱，1801—1837年期间行绞刑为13起，但1838—1878年期间只有4起。
    

    基本废除鞭刑。鞭刑就是“以痛苦补救过错”，以维持社会风纪。今天在前英国殖民地仍有此刑，如新加坡、博茨瓦纳等。鞭刑有着悠久的历史，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前就曾受过鞭刑。人们认为鞭刑特别适用于轻微罪犯，通过公开鞭打展示对犯罪的有效惩罚。鞭刑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减少，1861年起鞭刑制度仅用于16岁以下的犯人。
    总之，从18世纪末起，人权思想、文明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对轻罪处绞刑，令人胆战心惊的鞭刑、综合死刑更是大大失去人心。于是，这些野蛮残酷的肉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
    文明是逐渐养成的。文明不仅体现在文雅的谈吐、得体的举止、衣着的体面，而且也体现在对犯罪惩罚的具体措施上。19世纪伦敦刑罚变迁的趋势，就是从人格羞辱转向对犯罪本身的惩罚。
    首先，放弃了以羞辱为目的的刑罚，例如枷刑和鞭刑。颈手枷刑是用刑具锁住双手和脖子；足枷则是用木枷锁往双脚。这类枷刑的出发点是人都有羞耻心，因此通过最大化地羞辱犯法者来迫使其改邪归正。这些受刑者往往身戴刑具，置身于闹市区的受刑地，受到闹市区男女老少的公开的羞辱和谩骂，受到臭鸡蛋、烂水果和菜蔬的扔砸。这种刑罚，旨在用民众对犯法者的愤怒、嘲讽或轻蔑来宣扬正义，惩罚奸邪，从而取得惩罚犯人的目的。一直到19世纪初，还使用枷刑和鞭刑，作为对轻罪的刑罚手段。让我们一窥枷刑行刑过程，看看那种公开羞辱。
    1810年，伦敦波街警察突袭了白天鹅的一个“所多玛俱乐部”，逮捕了一群男同性恋者。其中7人判入狱，6人被判9月27日在潘顿（Panton）街对面的干草市场受颈手枷刑。行刑当天，犯人站在开敞大篷车上，从新门（Newgate）监狱出发，沿着罗德门山（Ludgate Hill）、舰队街、斯特拉德（Strand）和查灵十字路，由100个骑马带枪警察、100个徒步警察护卫，极为“隆重”，以最大化惩戒和威慑效果。路旁商店关门，人行道、屋顶挤满男女老少。行刑场所附近屠宰场的人用车装运了大量的猪内脏、粪便，鱼妇带来了鱼杂，还有附近街道的死狗死猫，更有来自菜场的烂菜，夹杂马粪的泥巴堆放在一边，众人义愤填膺，打算好好泄愤。虽然在受刑地，套上刑具的犯人为一圈警察保护着，但群众还是把动物尸体、烂果烂菜、粪便砸向犯人，这些犯人不久便没了人样［2］405。
    此后，这种刑罚便很少使用，1815年此刑只适用于作伪证者。不难看出，受这种侮辱人格的刑罚与人权思想相冲突，有违人类文明。1837年颈手枷刑废除，1872年足枷刑也废除了。
    鞭刑也是带着极大羞辱目的的，受刑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拴在马车后面，扒开衣服，露出后背，接受鞭打。这有违人类的隐私与文明理念，因此1817年放弃对女性公开鞭刑，30年代放弃对男性公开鞭刑。
    其次，在死刑中也放弃了以公开行刑、羞辱犯人为宗旨的行刑理念。在人类历史上死刑大多是公开进行的，中国古代杀人都是在菜市场和闹市区，目的也在于此。直到1810年，伦敦的新门监狱平均每年要公开处决8—10人左右。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此后数量有所增多，到1820年达到顶点，达43人。从1783年起，伦敦的公开绞刑就在新门监狱前面的广场举行。1807年的一次绞刑日，伦敦4万多名民众聚集在新门监狱广场观看死刑。1824年，银行职员法特雷劳（Fauntleroy）因伪造罪被执行绞刑时，至少有10万人前来围观。新门监狱广场周围建筑的每一个窗口都挤满了围观民众，每一条通向新门监狱的道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1840年的一次公开绞刑，周围建筑每个观看窗口的价格增至2英镑［3］232-245。
    从19世纪初开始，就有人反对死刑、反对死刑公开执行。到30年代，反对的舆论增多。1831年，苏塞克斯公爵向议会提交了一份陈情书，反对死刑过于宽泛：“对刑罚的过当及无差别的严厉性表示深深的遗憾。刑罚将不同道德程度的罪行皆以死刑处罚，将普通侵犯财产罪与最为邪恶残暴且危害人生命之罪相提并论。”［4］261840年，狄更斯则描述看客麻木不仁的心态，他在《每日新闻》上写道，看客“没有痛苦，缺乏应有的恐惧。毫无厌恶与严肃；有的只是粗鄙、堕落、浮躁、醉酒和其他诸种丑态”。他感到自己“被一群窃贼、妓女、流氓、无赖包围着，他们粗野的笑声和冷若冰霜的表情让人恶心”［5］133。渐渐地，观看行刑就不再是各阶层的娱乐盛宴。到60年代末，观看行刑成为素质低下的表现了。1868年，狄斯累里政府放弃了公开绞刑。
    在反对的声浪下，死刑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显著减少。1836年以后，在新门监狱执行的死刑每年不过1-3人，有的年份根本一个也没有。最后一个在伦敦被处以公开死刑的是巴雷特，罪行是在克雷肯韦尔的爆炸案。在各方争议下，执行死刑的日期被两度推迟，最后在1868年5月26日在老贝利受刑。观众不过数千，没有了人山人海，而且比较平静，有人为正义得到伸张而拍手称快，也有人为生命的消逝而悲叹。巴雷特平静地登上绞刑台，所有人脱下了帽子哀悼。刑毕，众人匆匆忙忙奔向各自的营生，在罗德门山的交通仅仅停歇了“几分钟”而已［2］406。此后行刑都是在监狱内的大墙里进行，刑毕，升黑旗，通知外面亲属犯人已被处死。所以，在伦敦，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年，“如新门般漆黑”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喻，给人带来阵阵寒意。
    最后，改变从肉体上消灭犯人的做法，更多地用流放刑代替绞刑，珍惜生命。人类文明的进程，迫使法庭寻找低于绞刑又高于罚款的惩罚手段，人们逐渐相信流放刑更有社会意义，既用强制劳动改造犯人，也附带解决了殖民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谓一举两得。一般来说，任何刑期达7年及以上的罪犯可以流放。罪犯被流放到殖民地服满刑期，美洲殖民地和澳大利亚都曾作为流放刑的目的地。从1787—1857年，总计16.2万人流放到澳大利亚。在1853年议会讨论（废除）流放法时，约翰?帕金顿提到，根据1848年到1850年的数据，需要流放10年以上者平均每年有573人，需要流放10年以内的有5 249人［6］。19世纪中叶，由于澳大利亚普通移民的增加和当地人的反对，英国才逐渐放弃流放刑。
    从放弃羞辱为目的的刑罚，到死刑方式的改革，再到珍惜人类生命、珍惜劳动力的做法，我们不难看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它告诉我们，文明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