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自由与平等、博爱曾是须臾不可分的。人们摆脱封建专制王权对人身自由的束缚，追求人的自由。因此，剥夺人的自由，成为19世纪英国惩罚犯人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伦敦拆除了旧式的债务囚禁监狱，发展到新型的现代监狱，而且探索惩罚监狱犯人新手段与方法。
    第一，监狱模式的变化，从债务监狱发展到新式的犯人监狱，并改善监狱条件。新门监狱是19世纪伦敦最著名最主要的监狱。但是，1800年的伦敦不是只有1个新门监狱，而是有19个监狱，全聚集在老伦敦。在伦敦城有6个，南沃克7个，在克雷肯威尔、斯泰普尼和威斯敏斯特各2个。这些监狱中，就有8个是债务监狱。有些监狱历史非常悠久，在新门监狱旧址上的老监狱，据说有上千年历史，而舰队监狱可以追溯到1197年。
    1869年，英国废除债务囚禁，这有助于一些原债务监狱的消失；文明观念的发展，使伦敦的一些监狱成为过时的历史遗迹而被关闭；特别是19世纪城市化进程，伦敦中心的地皮变得越来越有经济价值，城市改造把伦敦中心的监狱拆除。1842年，舰队监狱、马莎尔西（Marshalsea）监狱被关闭。在50年代，伦敦市政法团的吉尔特斯帕（Giltspur）街的考帕特（Compter）监狱让位于街道改善工程。托特尔费尔德（Tothill Field）的矫正所成为维多利亚伦敦的一个耻辱，因而在1884年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雄伟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889年，考德巴斯费尔德（Coldbath Field）监狱被拆除。1816年开放的米尔班克监狱（Millbank Penitentiary）在1890年关闭、拆除，为泰德艺术馆腾地方。就连19世纪伦敦最著名的新门监狱，也在1902年被拆除，为中央刑事厅即老贝利（Old Bailey）的扩建让路。
    同时，新建了一些符合现代监狱要求的新监狱，伦敦监狱数量变少质量提高。如1842年建成的潘顿韦尔（Pentonville）模范监狱。到1899年，伦敦只剩下6所监狱，1901年新门监狱关闭后，就只有5所监狱了。它们是：始于1817年的布立克斯顿（Brixton）监狱、潘顿韦尔监狱、1851年开放的沃滋华斯监狱（Wandsworth）、伦敦市政法团的新监狱、始于1852年的好来威监狱、在1874-1890年间由劳改犯建设的沃姆瓦德监狱（Wormwood Scrubbs）。这些监狱已经没有了如新门监狱那样吓人的外表，坐落在郊区的田园风光中，只不过有着高高的围墙而已。1910年，这些监狱总共可关押5 600人（按1监1人算），全年可收押6万人次（包括各种短期囚犯）［7］387。
    监狱曾是“人间地狱般”丑陋。在新门监狱里男人、女人、孩子大家全体挤在大房间里，睡在地板上，没有单独的牢房。大多数看守所狭小、破旧、肮脏、拥挤、不卫生、管理不善、接触不到新鲜空气。犯人常常受到伤寒或称“看守所发烧”的侵袭［1］38。1815年，一个贵格派的慈善家伊丽莎白?弗赖（Elizabeth Fry）发现新门监狱的女犯“极度污秽、极度难闻”，“她们睡在地板上，有时一大间牢房挤上120人，根本没有床垫，许多人几乎衣不蔽体”［7］408。1818年，议员巴克斯顿（T. F. Buxton）在考察考帕特监狱时发现，一名被监禁的流浪汉躺在麦秸铺成的床上，浑身肮脏不堪，看上去将近奄奄一息，几乎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到处弥漫出一股恶臭，腐蚀着犯人的脾肺，他们破旧的衣服上爬满了虱子［8］155。新建的潘顿韦尔监狱则是新式模范监狱，牢记里有床位，有厕所，光线充足，空气流通。
    第二，用剥夺人的社会性来迫使犯人反省及改邪归正。在19世纪头30年，伦敦的监狱由市政法团、米德尔塞克斯、威斯敏斯特和萨里的地方法官管理，管理模式是旧式的。后来，从美国监狱考察中，学到了两种新手段“静默制”（Silent System）和“隔离制”（Separate System）。在“静默制”下，犯人在一起工作、吃饭、祈祷和睡觉，但除了在教堂里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不能开口说话，其他非口头的交流也受到禁止。这种制度在切斯特顿（Chesterton）管理下的考德巴斯费尔德，以及狄更斯的朋友奥古斯都?特雷西（Augustus Tracey）管理下的托特尔费尔德比较出名。这种手段往往会滥用。1842年，在考德巴斯费尔德的1 500个左右犯人中，年处罚次数达到1.7万人次。在任一天中，每100个犯人就有5个在接受各种惩罚，从鞭打36下、或双手铐在背后，到关禁闭。另一处罚手段是“隔离制”。潘顿韦尔的新模范监狱就是在隔离制度下建造的，关押的都是刺儿头。这里有520个单人牢房，设施比较齐全，饮食良好，以至于狄更斯痛斥为“宠物犯人”。这些犯人在一起锻炼，不过在离开牢房时全部带着小黑面具。犯人的刑期起初是18个月，但18倍于其他监狱的“发疯率”，使当局震惊，因此减少了一半刑期。到1856年，情况有所好转，这里被监狱逼疯的人减少到其他监狱的2倍了［2］410。
    第三，用新式强制劳役制度对付那些最邪恶的犯人或屡犯，试图用惩罚肉体来 “洗涤”心灵。强制劳役不仅用来惩罚犯人的肉体，而且折磨他们的精神，从而迫使他们改邪归正。劳役制并不陌生，自古以来就作为惩罚犯人的手段。但19世纪英国的劳役制，逐渐不再是从事实际工作，如开矿、采石、生产面粉。现在的强制劳役，专门为惩罚犯人而设计。在考德巴斯费尔德，一般而言，劳役时间是8个多小时，劳役任务多样，有踏轮子、拣麻絮、转曲柄等。这里有20架踏轮，犯人用双脚踏踩转轮15分钟，休息15分钟，总计15次。在踏轮快到15分钟时，房子里异常闷热，充斥着汗臭味，几乎让人难以呼吸。踏不动轮子的犯人则用双手转曲柄，要求一天转动1万次，意味着至少8小时20分钟的劳役。这种强制劳役体制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或年老体弱的情况下，其实是一种慢性死刑。比如，1868年7月，色情文学家威廉?达格代尔（William Dugdale）被判在考德巴斯费尔德服18个月劳役，年过七旬的他，4个月后就被折磨死了［2］411。
    无论是静默制、隔离制还是劳役制，从剥夺人的社会性到折磨人的身心，今天看来似乎都是不太人道的，但与19世纪初，从肉体上消灭、人格上污辱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从19座监狱到只有5座监狱，从犯人禽兽不如的生活到基本的生存状态，都是伦敦探索现代刑罚制度的进步所在。
    从伦敦刑罚方式和伦敦监狱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19世纪英国在司法和惩罚体系中从野蛮向文明的逐渐演变，虽然还没有完全走上现代文明的刑罚制度之路，但已经开始迈出小小的步伐。因此，英国现代的文明人道的刑罚制度，正在萌芽中。英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刑罚文明，正挣脱丑陋的外壳，悄然露出头来。19世纪伦敦刑罚的变迁轨迹不仅仅表明了英国的进步，而且显示了人类惩罚体系从野蛮向文明的一般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