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翻开世界地图，人们会看到：地中海东岸有一个袖珍国家，像一只躺在岸上的海豚，它就是以色列。由此向西，横渡地中海，跨过大西洋，行程6000英里，才能抵达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这两个地缘上相距遥远的国家存在着难以说清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断调整、不断演变。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布建国，奇迹般地出现在地球上，实现了犹太人梦寐以求的复国理想。美国在十几分钟之后就宣布予以承认，其速度之快在美国外交史上极其罕见，并在建交后的第一年就向以色列提供了2亿美元的信用贷款，（注：参见[美]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译：《中东内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2-313页。）从这一点看，以色列倒“像是在纽约诞生的”。（注：参见孙健：《论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Dulles）访问以色列时表示，美国把以色列看做它在中东的坚定和可靠的盟友，但不谋求和以色列结成正式的军事联盟。（注：参见王晓：《试论二战后美国对以色列关系的演变》，载《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5期，第44页。）
    然而，美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似乎站在了阿拉伯国家一边，同苏联一道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从西奈撤军，美以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政府一直拒绝以色列加入“北约”和美国领导的地区联盟的要求。1960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飞机、装甲车、地对空导弹及其他先进武器，但遭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断然拒绝，它认为以色列应当采取“受人尊重的防御政策”。（注：参见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36。）1960-1963年是美以特殊关系的发展时期。肯尼迪（John F.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指出美以存在“特殊关系”的总统。纵观历史，美国和以色列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一对比较奇异的搭档，其“特殊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其他主权国家间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强后盾，而以色列则充当了美国在中东抗衡苏联势力、对付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前卒”。虽然两国并未签订联盟条约，但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在紧急关头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公开表示对以色列的安全负责，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曾公开宣称：“我们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特殊关系，我们在中东地区的首要承诺就是保护以色列的生存权，使以色列永远生活在和平之中，这是尤为重要的。”（注：Yaacov Bar-Siman-Tov,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ince 1948:A Special Relationship?in Diplomatic History,Spring,1998（2），p.236.）
    美以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两国关系很难归类，它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对美以关系的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考察。亨利·卡坦（Henry Katan）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等都是从中东关系的视角去研究美以关系的；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M·伯科威茨（Morton Berkowitz）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托马斯·佩特森（Thomas G.Paterson）的《美国外交政策》等则是从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以关系的论文也开始丰富起来，我所看到的有王晓的《试论二战后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演变》，孙健的《冷战后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吴振刚、刘敏的《近半个世纪美国中东政策述论》，潭晓健的《美以关系的演变初探》，陈永祥、周琦的《略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王耀东的《战后美国犹太人的地位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钮菊生的《试析美以特殊关系及其原因》等。
    关于美以关系的性质，学术界尚无定论，它是一个充满争论、值得商榷的问题。多数学者将其界定为“特殊关系”或“非正式的结盟关系”（unwritten alliance）；史蒂芬森·沃尔特认为，联盟关系就是“两国或多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包括未签订协定的安全合作关系”，因此美以就是“联盟关系”；亨利·基辛格则认为，只有将相互援助写进正式的条约才是联盟关系，因而美以仅仅是“亲密的国家关系”。
    不管美以关系怎样难以捉摸，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很难在一大片阿拉伯人的领土上获得生存空间。1963年底，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入主白宫之后，以色列便交上了好运，他对以色列及美国犹太人组织的种种要求简直是有求必应。（注：参见[美]保罗·芬德利著，吴秉仁、戴克伟译：《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第143页。）自此，美以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时期，两国的谅解和信任大大增强了，两国政府间开始建立起正常的磋商程序，美国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不断强调承担以色列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道义责任。约翰逊曾对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的一位领袖说：“你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肯尼迪），但你们却得到了一位更好的朋友。”（注：曾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与以色列》，载《以色列动态》，1992年第4期，第25页。）自此，美以“特殊关系”开始成熟，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同以色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以之间的“亲密”关系被阿拉伯国家及许多学者看做“没有签订条约的盟友”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有坚实的“硬”基础，也有坚韧的“软”基础，二者如同两座牢固的桥墩，确保了美以“特殊关系”之桥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