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以特殊关系的“硬”基础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主要是利益，即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注：“国家利益”，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美以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两国在战略利益上有共同的追求。为了实现各自的外交目标，双方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必要。从谋求国家利益这一点来看，两国合作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硬”基础。首先，美国看重的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以色列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处，紧靠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道，与拥有大量石油的阿拉伯国家毗邻，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注：参见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88页。）它对于美国在中东实现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至为关键。在美国领导的“民主世界”中，只有以色列位于中东地区（土耳其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而且靠近欧洲）。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提供良好的军事基地、战略物资储备地和转运站。一旦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关闭，以色列的海法、特拉维夫和埃拉特港便可以成为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海陆运输要道。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地区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只有两个国家--埃及（注：当时称阿联。阿联的全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由埃及与叙利亚合并而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后，埃及仍用“阿联”为国名，直至1971年9月才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为行文统一，本文一律称“埃及”。）和以色列，而在约翰逊时期，对美国来说以色列比埃及可靠得多。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东占据明显优势。在美苏争夺中东主导地位的对抗中美国一直处于上风。1955年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注：参见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页。）同年11月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它成为西方遏制苏联从中东东北部地区南下的屏障，这个“中东的北约组织”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到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的扩张越来越成为美国的心病。此时，在越南的消耗战使美国大伤元气，而苏联却抓住时机，奋力赶超，其国民生产总值由二战后初期为美国的30%上升到60%左右。约翰逊政府时期，美苏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争夺基本上处于相持阶段；而在中东地区，苏联则开始采取局部反攻，逐步推翻了西方的“防洪大堤”。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军事和政治强国引起了美国的极度恐慌。约翰逊惊呼：“苏联在中东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注：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45.）他认为，如果苏联控制了从摩洛哥到伊朗这一广大地区的海洋、石油和空间，那么从杜鲁门总统时期以来所建立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将被打破。埃及纳赛尔政府采取亲苏反美的政策，甚至宣布：“如果西方国家继续执行它们用联盟的办法来分裂阿拉伯国家的话，那么阿拉伯人的唯一解决办法将是要求俄罗斯进行援助，因为俄罗斯是能够提供阿拉伯所需要的任何援助的。”（注：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世界不结盟论坛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苏联十分重视同埃及的“亲密关系”，以寻找进入中东的突破口。1964年5月，赫鲁晓夫（Khrushchev）访问开罗，称埃及主人为“同志”，赞扬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1966年11月24日，埃及副总理兼军队总司令阿密尔元帅访问莫斯科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发生（中东）战争，苏联将援助埃及。”（注：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71页。）到1966年上半年，埃及从西方得到的援助承诺只有5亿美元，而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援助保证却达到了11亿美元。（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290。）
    苏联不仅向埃及提供军援，还提供大量的粮食援助。1967年初，苏联向埃及出售了25万吨谷物，并提出再向埃及出口40万吨谷物。（注：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09页。）由此可见，苏联已把埃及看做它在阿拉伯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主要盟国。正如1964年5月25日埃及驻美大使卡梅尔（Mustafa Kamel）与约翰逊交谈时所承认的那样：“中东正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过渡时期……苏联正寻找机会扩大在中东的影响，而美国则被激进的阿拉伯世界国家看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准军事干涉力量。”（注：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60.）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埃及已从苏联获得大量新的军事装备和2.8亿美元的经济贷款，还从中国获得了约600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相反，美国未向埃及提供任何军事援助，1963年以来也未提供经济贷款，只有大约合2300万美元的少量技术援助项目。（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129。）因此，苏联在其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找到了立足点。
    同时，苏联还加紧了对叙利亚的渗透，以便从中东防线的中路打开一道缺口。早在1956年，苏联就与叙利亚缔结了军事援助协定。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加亲苏的政策，当年就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还签订了一笔价值2.3亿美元的军事协定。（注：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05页。）由于苏联的不断渗透，叙利亚逐渐成为阿以冲突中谴责以色列的国家中嗓门儿最大的一个。（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72。）叙利亚还把美国看做以色列的主人，因而对美采取敌视政策。由此可见，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试图把叙利亚变成“中东的古巴”。
    也门处于阿拉伯半岛的南端，钳制着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占领也门还能对美国的主要盟友--约旦和沙特--形成包围之势。1962年9月26日，也门“自由军官集团”发动政变，新政府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苏联曾一度支持埃及军队介入也门冲突。1963年2月，苏联和也门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表明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加强。1964年3月，也门总统萨拉勒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文化和技术合作协定。（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290。）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约翰逊政府时期，苏联在伊拉克同样占据了主动地位。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政变，新政府执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使美国多年苦心经营的、围堵苏联的中东“军事联盟”受到猛烈的一击。“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为苏联进入中东“柔软的腹部”打开了方便之门。1961年苏联向伊拉克提供1650万美元的贷款，并派遣军事人员帮助训练伊拉克军队。（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159。）这样苏联在中东不仅突破了美国的遏制，而且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找到了代言人，并对美国的传统盟友约旦、沙特、黎巴嫩及以色列形成了反包围。苏联甚至还帮助伊拉克发展核武器。1968年，伊拉克一小型核反应堆在巴格达以南15公里处建成，并投入使用。（注：参见原苏联外交部部委委员会成员和外交部中东局局长戈里涅夫斯基发表的长篇回忆文章。转引自《文汇报》，2001年4月10日。）这样，伊拉克成为苏联在中东打入的另一根楔子。
    苏联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得手严重威胁着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白宫和五角大楼深感不安。在它们看来，苏联攻势的焦点在东、西方必经之地--红海。苏联正通过埃及支持南、北也门人民的斗争，以便在英国撤离后控制亚丁和曼德海峡，打开通往非洲和中东的后门，进而从侧翼包围欧洲。美国总统约翰逊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在这个战略地区扩充势力，威胁着我们在欧洲的地位。”（注：[美]林登·贝·约翰逊著、复旦大学西方经济研究所译：《约翰逊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94页。）
    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格局发生动荡的10年，国际上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的“动乱”局面，两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和离心倾向。中苏关系破裂，法、德、意、日独立自主意识增强，五大力量中心初见端倪，多极化格局开始萌芽。这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尼克松感慨万分：“我们被越南缠住了……正当美国在亚洲，在东南亚的时候，俄国人在进入地中海。”（注：万光：《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6期，第37页。）20世纪60年代，实力下降的美国成了个“蹩脚的巨人”。
    随着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以色列的战略地位便逐渐凸显出来。它拥有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成为中东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且愿意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后勤支持。1967年5月3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Helms）在会见以色列谍报部长阿米特（Armitt）时说：“如果以色列失败，整个中东有落入苏联手中的危险。”（注：[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暴君”南下，美国把以色列看成遏制苏联的“堡垒”，并使它与土耳其、伊朗、沙特等一起，组成对苏联的半月形包围圈。以色列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后来里根总统所认为的：“如果没有以色列这一政治、军事资产，我们在（中东的）地位将被削弱……”（注：赵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同样，约翰逊政府时期，以色列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也离不开美国。受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大环境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阿拉伯民族激进党派或人物纷纷掌握权柄。在以色列看来，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甚至还形成了一个“激进轴心”，矛头直指以色列。（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06。）经历过纳粹屠杀的犹太民族对于自身的安全问题更是十分敏感和关注。1964年6月，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Eshkol）访问美国时告诉约翰逊：“我们犹太人经历过几千年的流浪生活，安全问题关系到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以色列首先考虑的问题。自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被敌人包围着，生活在埃及200枚导弹的威胁之中。”（注：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65.）
    1958年2月，埃及、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形成南北夹击以色列之势。虽然叙利亚于1961年9月脱离阿联，但在勃列日涅夫的促成下，1966年11月4日，叙利亚与埃及缔结了军事协定，宣布两国加强军事合作。（注：参见[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第99页。）埃及纳赛尔政府一直视以色列为阿拉伯不共戴天的敌人。从1967年开始，阿以局部冲突不断。纳赛尔在一次集会中曾声称：“以色列要开战？请便！这次战争就是要消灭以色列。”（注：赵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第63页。）
    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之后，新政府也采取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美国驻英大使布鲁斯（David K.E.Bruce）1964年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后深表忧虑，认为伊拉克的立场在1964年开罗会议之后变得更加强硬，连温和国家科威特也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良民”，对以、美持强硬立场。（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4。）“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的生存空间更加狭窄。不管苏联的外交立场表面上如何，它的武器供应加强了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决心。1967年8月下旬，在喀土穆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国家一致通过“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谈判”和“不承认以色列”。（注：参见Frus,1964-1968,Vol.XVIII,Arab-Israeli Dispute 1964-67,No.34。）
    以色列不仅受到周边激进的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内部和边境地区不断受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侵扰”。1964年，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成立反对犹太人侵略的统一组织“巴解组织”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965年5月14日，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宣布成立。（注：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译：《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459页。）从此，巴解组织为收复失地同以色列展开了积极的政治和军事斗争。1966年春以后，以色列不断发生来自约旦和黎巴嫩的巴解组织的袭击事件。约旦是巴勒斯坦突击队员的主要活动基地。据以色列官方统计，1965年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共发起43次袭击，其中33次来自约旦。（注：参见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212页。）这样，以色列的力量就受到东、南、北阿拉伯国家的牵制，国家安全受到的挑战可想而知。以色列是个被仇敌包围的国家，与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阿拉伯世界相比，它只是一个实际控制面积仅为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南北长度和东西长度之比是3.3∶1，最窄处仅十几公里，这在国土防御上容易被中间突破，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因此以色列缺少战略纵深，一旦爆发战争，以色列就有亡国的危险。而且其国土大多是沙漠，缺少战略资源。正如1965年3月12日艾希科尔总理在给约翰逊的信中所担心的：“我们被敌人包围着，我们相信能赢得和平，但这条和平之路十分坎坷。”（注：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0页。）
    更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欧各国的经济腾飞，它们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不断增强。西欧大国尤其是法、德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改变了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做法和一味亲以色列的政策，开始重视发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法国和西德都已宣布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由此可见，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首先是防止苏联的渗透，而以色列的最大利益是维护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由于地缘上的劣势，美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深感鞭长莫及。而以色列整个国家几乎全是边境线，其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因为阿拉伯国家的“不承认政策”而大大加深了。以色列是被包围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孤岛，对外没有陆地交通，海、空航道也极其脆弱。19个阿拉伯国家（注：其中不包括吉布提、索马里、巴勒斯坦。）共计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是以色列实际控制面积的481倍，1.3亿人口是以色列的25.5倍。（注：参见徐向群、余崇健：《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以色列不得不高度警惕，终日惴惴不安。为实现各自的根本利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相互需要，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位特殊朋友。美以战略关系不仅建立在“苏联威胁”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愿意并且有能力向美国提供一个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基地，以便对地区冲突做出反应，并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港口。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清楚：美国是个超级大国，没有任何盟国或敌国能与之相匹敌。为了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种威胁均势（balance of threat），美、以必须借重彼此的优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比单独行动获益更大，这就是约翰逊政府时期美、以两国建立特殊关系的“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