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欧12世纪文化复兴出现的历史原因
    “加洛林文化复兴”可以说是一次在微薄的物质基础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建设新的中世纪文化的伟大尝试。在查里大帝之后，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的余脉一直延续了近百年，到了9世纪末，甚至到了10世纪初，仍有影响。但是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诚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封建化的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极端分裂的阶段；继而便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运作，于是出现了一个再整合的阶段，第一个阶段里松散的形式得到范围更大的整合。……在10和11世纪，分裂的现象愈演愈烈。……可继之而来的是，在11世纪，特别是在12世纪，便对此发生了反弹，于是出现了一种在历史中多次以各种形式重复出现的现象。”[1]（p.74）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在西欧社会逐渐成为欧洲占统治地位思想体系，加快了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的进程。可以说，到此时，西欧封建社会开始达到鼎盛。这样的现实，决定着新的一场文化复兴又在酝酿之中。正是在西欧封建社会大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欧洲12世纪文化鼎盛时期（史称“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时期）到来了。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为著名学者哈斯金斯提出，12世纪时并无此类概念或提法。这就是说，12世纪的西欧，在社会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基督教领域，出现了基督教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有鉴于此，我个人认为，与其把这个概念翻译成“文艺复兴”，莫不如把这一时期看成是“文化复兴”更贴切。12世纪西欧的文化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西欧封建社会经过几百年动荡和发展，已经开始走向了稳定。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面临着一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首先，从经济发展上看，中世纪盛世的边疆运动使“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环境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p.46）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导致了生产工具的进步，而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规模的扩大和代表新的生产力水平的新的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则进一步带来了物质产品的丰富，从而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完善。对此，有学者曾经这样指出：“继第一次拓荒活动之后，11世纪的西欧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拓荒活动：法国通过排水改造沼泽地；低地地区围海筑堤造良田；德意志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东部地区殖民；意大利地区蓄水港溉滋润土地；英国大量地砍伐原始森林。奇波拉认为，在10至13世纪之间，开垦土地的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对荒野的征服。这一历史时段的拓荒活动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拓荒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改良了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技术，这就使家庭的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单耕独做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经营土地的方式，庄园的自营地的数量在减少，租佃土地的数量在增加。租佃制的经营方式增强了耕种土地人的自主权，为了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土地，因地制宜，这自然导致了农作物专业生产区的出现，农产品的交流和交换必不可少，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流动。社会的流动不仅局限在物品的交换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人员的流动方面。人员的流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在地域性的流动，即从农村向新兴城市的流动，从旧的居住地向新开垦地区的殖民；二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不仅原有的农业劳动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还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3]具体而言，此时一个最大的社会成绩是，经过多年欧洲各国上下努力后，被蛮族所毁坏的古代城市，在“残破不全而又失掉文明的”废墟上，不仅终于恢复起来了，而且成为现代城市的基础和萌芽。“12世纪的文艺复兴则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最根本的是在于城市的复苏。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勒·高夫称之为城市的文艺复兴，是有充分根据的。”[4]（p.176）据史料记载，随着基督教封建神权封建统治的巩固，基督教教会在每个国家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这样，以基督教教堂和封建王公为中心就形成了一个城镇和集市。在法国，12世纪时，城市已经有了显著发展。在英国，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商人公会和手工业行会。意大利则出现了城市国家，威尼斯、佛罗伦萨、比萨等城市初具规模。尽管此时城市的独立要求很强烈，但它也促使着基督教文化探索着新的阐释和新的形式，以适应历史文化发展的新的要求。换言之，它需要以更为强大的包容体系和新的解释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思想统治。可以这样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创造的财富的增加，一个新的历史文化要求也随之出现：当时社会急需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如果说，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需求是为封建制度的建立构建其文化基础的话，那么。此时再一次到来的文化复兴则是要为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建立思想文化体系了。
    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能够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现了一种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自主精神。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瓦解了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而且也造成了政治权力的移位。新旧贵族的交替、城市议会的建立，无不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历史氛围中，人们传统的权威观念被动摇，个人的自我意志在被动摇的权威面前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耕种土地的自主权，城市行会获得的自行管理权，城市的自治权都反映出了一种自主精神。自主精神与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对立，在两个方面促使着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需求的变化。一是主要来自于基督教内部。面对着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长期以来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以拉丁文化为核心的基督教教义阐释就面临着强烈的挑战，促使宗教内部出现很多新的思想家要对已经不适应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解释体系--“教父神学”进行重新阐释和进行再一次的改造。可以这样说，在此时的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股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建构基督教解释体系的强烈热情。它需要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与旧有的权威阐释对话，结果导致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宗教观念有了自主的要求。这正如曼罗所说的，“12世纪文艺复兴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自主精神的革命”。[4]（p.174）在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诠释中，基督教文化和各种其他文化要素有机整合，人们从关注灵魂被基督拯救转向了基督拯救和人自身拯救的统一。另一方面，虽然当时仍是基督教思想和学说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以天文学、数学、医学等为代表的科学思想的出现、以骑士文学和宫廷礼仪形式为代表的世俗意识的崛起，也促使着原有基督教学说解释体系的解体和新的阐释体系的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才指出，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大变化”。[4]（p.175）
    同样，在现实的发展中，很多宗教僧侣学家接受了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廷文化的影响，把经过他们阐释过的，带有鲜明东方文化因素的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纳入到基督教体系的重新解释中，也是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在此前后大量传入，为西欧人宗教学说体系的变化和丰富做出了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世纪侵入和占领西班牙后，在西班牙传播伊斯兰教教义时，不断吸收别样的文化因素。所以，他们对在当时西欧已经久被淹没的古典哲学的宝贵遗产非常珍惜，对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用阿拉伯语进行了翻译和认真研习。如果说这次翻译是为方便阿拉伯人对古代希腊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而进行的话，那么，“从11世纪中叶起，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和犹太学者，开始把亚里士多德和阿拉伯哲学家们的著作、宗教著作和其他学科的著作翻译成拉丁语，到12世纪中叶时，翻译的数量和种类更为增多。”[4]（p.178）阿拉伯的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思想，其哲学家们一般都是自然科学家，其中很多人是医生，“所以从人体学的角度研究哲学是阿拉伯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4]（p.177）拜占廷基督教文化深受古典希腊文化深刻影响，所以，它对西欧的基督教学说而言，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东派教会神学家以希腊哲学的观点和论证方法探讨神学问题。东派教会对基督教的神性和人性问题非常敏感，“而对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却远远比不上西派教会那么关注。”[5]（p.126）这种对基督教教义解释的角度，对西欧的基督教神学家们而言，也是促使着他们在基督教解释中面临的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