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贡献
    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显示了基督教阐释的新形态。在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基督教哲学首先讨论的是人的灵魂问题。而讨论人的灵魂问题又不可能不与人的个体性和理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样，在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理性的同时，又必须涉及到信仰问题。这样，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带来的是对整个基督教原有阐释学说的反思。与早期神学家用神秘主义的信仰来排斥理性的做法相反，12世纪的宗教文化学者更强调理性对于神学教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又译安塞尔漠）可以说是12世纪对基督教进行理性解释的先驱。在他之前，上帝的存在一直是不争的事实。而安瑟伦则认为，仅有信仰是不够的，信仰只是理解的前提，仅仅满足于神秘主义的信仰只能说明人性的懒惰。为此，他主张，应该从信仰发展到理性，要通过理性对千百年来“上帝存在”进行论证。他的论证表现出了一种三段式的推理：大前提是“上帝是最伟大的东西”；小前提是“最伟大的东西必然包括存在”；结论是“上帝存在”。尽管安瑟伦没有超出基督教教义允许的范围，仍然把上帝看成是先天存在的本原，但他的价值在于，他毕竟开拓了一种用理性的逻辑和推理方法来证明信仰对象的风气。“安瑟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中世纪神学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构成了从以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早期神学（教父派）向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逻辑论证为特征的后期神学（经院哲学）过渡的中介环节。”[6]（p.265）
    彼得·阿贝拉尔（1079-1142）是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的新的神学思想的杰出代表，是12世纪里第一个把神学信仰和哲学的理性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人。在他看来，什么是理性呢？理性就是人的思考，就是学习过程中的质疑和提问。换言之，是坚持个人所具有的思维能力的合理性和重要作用。而只有经过理性思考的信仰，才是更为坚定的信仰。为此，他提出了“也许为了信仰我理解”的主张。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一生中不断挑起神学论战，多处树敌，后来不仅身体被阉割，其学说也被教会判定为“异端邪说”。从整体上看，阿贝拉尔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汲取精华，结合自波爱修斯以来的“名实论”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古代希腊文明以高度的评价，特别是他把其中的人本精神、自由精神体现在自己的感情和理性追求中，形成了自己对基督教的独到见解。可以说，他对《圣经》的理解是理性主义的，尤其是他对“圣灵”和“三位一体”的解释，从根本上瓦解着教会长期宣扬的蒙昧主义。他的代表性作品有《是与否》、《基督教神学》、《认识你自己》以及《我的苦难史》等。《是与否》写法极为独特，他在书中，一共列了156个题目，每个题目下面分别摘录了使徒和教父著作中的有关肯定和否定的言论 ，自己并没有给出答案。他把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当成了对基督教重大问题阐释的主要 方法。当我们对比此前占统治地位的教父神学不需要对上帝进行解释的做法时，就可以 看出，阿贝拉尔走了多么远。更为重要的是，在阿贝拉尔的全部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 到，他还把亚里士多德的辩正推理和证明推理加以了区分。在他看来，辩证推理是发现 论据的学问，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证明推理。“所以，辩证法首先是探索、批判，其次 才是解释、证明。他把辩证法或逻辑学看作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此，阿 贝拉尔建立了辩证神学，也在方法或形式上规定了经院哲学，成为后来的经院哲学家效 仿的榜样。”[7]（p.110）我们说，尽管阿贝拉尔并不是要否定上帝的绝对存在，但他把 理性导入神学解释，把逻辑方法运用到神学阐释之中，还是显示了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 的新收获。
    可以说，12世纪的文艺复兴，也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多米尼克教派的主要代表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纳，则是坚持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来研究和创新基督教神学，并使之成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流。
    大阿尔伯特（1193-1280）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神学学者。“大”是人们对其知识渊博的敬慕而加在他的名字前面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打破了宗教信仰之间和民族之间无形的界限，摈弃了宗教偏见和种族偏见。在他看来，只要是知识，不论是谁创造的，不论是希腊人，还是阿拉伯人，不论是神学的，还是非神学的，都是有益的，都不可能与基督教相矛盾。与其他学者断章取义地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相比，大阿尔伯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做了全面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中包含着自然哲学的因素，因此，必须要“把人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有机地区分开，把哲学分为先验的（即形而上学的）、物理的和伦理的。先验的哲学是关于上帝的，是精神的，精神来源于上帝；物理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的实际的事物，是物质的，是受精神支配的；伦理的哲学则是关于人的行为的，是道德的，是认识精神的”。[4]（p.18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阿尔伯特强调了人的认识过程的重要性，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尽管大阿尔伯特并没有背离基督教上帝是一切事物本原和绝对先在的思想，但他的努力还是为基督教神学的新阐释注入了强大的理性因素。
    托马斯·阿奎纳是将拉丁基督教学说与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东方基督教和各种新文化要素结合而创造一个新的基督教体系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在12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文化氛围内出现的一个宗教神学的代表人物。直到阿奎纳出现之前，在基督教世界中，圣·奥古斯丁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理智权威和宗教人士解释基督教教义永不枯竭的思想之源。而阿奎纳的出现，才使得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被取代。作为大阿尔伯特的学生，阿奎纳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信奉者。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有《物理学》、《论灵魂》和《形而上学》等十多种。他写作的《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均为泱泱巨著。在《反异教大全》里，他开始公开地、大量地将亚里士多德的论断纳入了基督教的教义，作为神学命题辩护的依据。在《神学大全》中，他不仅详细地阐发了基督教教义，而且大量引证了各种知识，包括中世纪已有的神学、哲学、政治、科学、伦理学等各个方面。因此，曾被后人称为基督教的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阿奎纳的神学论证具有理性和逻辑学的鲜明特征。尽管他也坚持信仰至上的原则，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在他看来，神学来自信仰之光，哲学来自于自然理性之光，但哲学的真理不能与神学的真理相对立。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而神学和哲学不过是达到同一个真理的不同途径。同样，二者也不矛盾，神学信仰可以帮助哲学理性开拓视野，完善哲学理性，而哲学理性可以解释和证明神学信仰。例如，他在《神学大全》中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推论的最为明显的例子。第一，他从运动论的前提出发，首先提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被推动的，因而在一切事物之后都存在着一个最终的不动者，他自身是不被推动的，但他却推动其他一切事物。这个不动的推动者“第一动因”就是上帝。第二，从因果论而言，世界上每个事物作为一个结果，必有一个原因。因而在一切他因事物的尽头，必定存在着一个自因的存在者。它的原因在于自身，同时又是万物存在的“第一原因”。那么，这个“第一原因”也只能是上帝。第三，从偶然性和必然性而言，他推导出，既然一切个别的事物都是偶然的和可能的，那么在这些偶然性和可能出现的事物背后，一定有着一个必然的存在者为其终极的根据。这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就是上帝。第四，从程度上来论证，阿奎纳指出，每一个事物都有自身的完善性，但因为是个别的缘故，这种完善性又是有缺陷的。那么，在这有缺陷的完善性背后，必定有一个至善至美的存在者为其终点。这个至善至美的终极存在者就是上帝。第五，从智慧论角度论证，可以看出，世界上只有生物才有内在目的，而许多无生物则只有外在目的而无内在目的，但它们却都在完成着一个目的。那么，为这些无生物制定目的，并使整个世界合目的性的必然是一种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也就是上帝。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阿奎纳把理性和信仰完全有机地运用到了基督教教义的阐释中了。也就是说，阿奎纳用新的存在论解释了存在与本质、潜能与现实、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在他全部的理论论证中，上帝既是本质，又是存在。只不过上帝是“本质的本质”，“自在的存在”，而其他者则是“非本质的本质”，“非自在的存在”。上帝和他的造物之间是一种具象与抽象、个性与共性的互动关系而已。这样，人是上帝的羔羊的被动性阐释，被人是具有和上帝同一性的生灵的解释所取代了。
    当然，经院哲学家们“用理性的逻辑去论证纯属信仰的神学教义，其结果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而这种形式主义典型地表现在那种被强拽进神学体系内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中。逻辑学在经院哲学中获得了形式上的发展，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充斥于神学论证的过程中。论证的目的是要为信仰提供理性支持，然而论证所据以展开的大前提仍然是信仰。因而经院哲学就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论证中。”[6]（p.266-267）但不论怎样说，假如没有12世纪的西欧文化复兴，从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说，就没有阿奎纳对亚里士多德的接受，也就没有基督教思维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系统生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奎纳确定了近现代西方人看待人和世界关系的新的方式。这一点不久被但丁发展到了文学领域，他用《神曲》形象化地展示了阿奎纳的学说。同样，这个思维模式也被后来的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经过改造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8]（p.359-461）。
    由此可见，12世纪西欧出现的文艺复兴，在欧洲中世纪乃至全部文化历史上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希腊古典文化发展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是经过了加洛林文化复兴，特别是12世纪的文化复兴的两次大的准备才到来的。因此，“从整体上看，‘12世纪文化复兴’一方面是对基督教文化征服西欧社会的总结，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一文化与世俗社会的结合将孕育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运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以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为中心的‘12世纪文化复兴’是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也是西方近代社会全面发展的一次预演。它代表着欧洲从其希腊罗马传统的古典文化发展到基督教传统的近代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关键时期，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起过不可忽略的承上启下之联接作用。”[9]（p.76-77）
    收稿日期：2003-08-15
    【参考文献】
    [1]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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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5]张晓华，徐家玲。世界三大宗教史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赵林。西方宗教文化[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7]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M].河北大学出版社。
    [8]刘建军。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9]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基督教文化面面观[M].济南：齐鲁书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