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是赫鲁晓夫领导的11年（1953-1964）。赫鲁晓夫起初是想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作些改革，包括其对外的军事扩张和对内的军事专制。例如，他于1954年10月访华，在会谈中表示苏联决定从旅顺、大连撤军，旅顺海军基地和大连行政权完全归还中国。1955年5月24日就移交工作签署了最后议定书。另外，从1955年1月1日起，还将1950年以来中苏合营的金属公司、石油公司、造船公司、民用航空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移交给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独营的国有企业。同时苏联也调整了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废除了一些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同罗马尼亚等国的合股公司，并且从罗马尼亚撤回苏联驻军。从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之后，斯大林把南斯拉夫总统、南共主席铁托当作“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杀人匪帮”，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赫鲁晓夫于1955年5月底率领代表团访南，登门道歉，恢复了苏南两国两党正常关系，并且加强了经贸合作。同年9月苏联还决定把原来租借芬兰的汉科半岛提前交还芬兰，并且把苏联在这一地区建筑的兵营、住宅、仓库和铁路、公路无偿地交给芬兰政府。苏联还带头裁军64万人，这无疑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国内，赫鲁晓夫揭发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纠正斯大林破坏民主集中制、推行个人集权制的错误，主张党政分开，强调集体领导。他把党的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自己担任中央第一书记，不兼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还平反了斯大林时期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在大反个人崇拜之后，苏联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一度出现活跃与生机。但是赫鲁晓夫是不高明、不彻底、不成功的改革家。时过境迁，好景不长。一旦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在党内国内坐稳了位子，他又故态复萌，故技重演，对外又搞军事扩张，对内又搞专制统治。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广大人民不满党和政府的错误领导、要求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示威游行事件，赫鲁晓夫以这是“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为借口，硬要出动军队和坦克来加以武力解决。由于苏联出兵更加激化了矛盾，以致在匈牙利被反革命势力所利用，演变为暴乱。后来苏联第二次出兵干涉匈牙利事件虽然是不得已的，但也留下了消极的后果。波匈事件之后，苏与波、匈、罗、德四国签订了四个双边条约，加强了苏联在这些国家的驻军和军事控制。同时，苏联还通过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推行所谓“超国家计划”，旨在加强对东欧诸国的经济控制。由于南斯拉夫不同意苏联对东欧的大国主义干预，又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主张，苏联从1957年11月起又第二次带头批判南共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使苏南关系再次恶化。为了防止民主德国公民大批逃往西柏林和联邦德国，赫鲁晓夫出主意要民主德国定于1961年8月13日连夜赶筑一道高4米、宽1.3米、长155公里的柏林墙。从此苏联也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控制。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诸多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就不断对阿施加压力，于1961年底苏阿正式断交。1958年赫鲁晓夫要同中国建立所有权各占一半的联合舰队，意在控制中国漫长的海岸线。1962年苏联煽动新疆居民6万多人外逃，还在伊宁市煽动反政府暴乱。1964年赫鲁晓夫公然还要把我国的内蒙古并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为了在军事上控制古巴，赫鲁晓夫于1962年9月间以援助古巴防备美国入侵名义把导弹秘密运往古巴，并且在古巴加紧建造发射台。被美国发现后，苏联只好被迫包装运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加勒比海危机”。除了对外军事扩张外，赫鲁晓夫对内也加强专制统治。1957年6月通过中央全会把反对他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解除他们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1958年3月赫鲁晓夫又免去布尔加宁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他自己以党中央第一书记兼任政府的第一把手，恢复了斯大林时期党政领导职务合二而一的个人集权的传统体制。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即政治局委员，自1952年十九大起中央政治局改称中央主席团）“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但是又写明“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连续进入领导机关”。这显然是为赫鲁晓夫又搞终身制打开绿灯。从50年代后期起，在苏联又刮起了对赫氏个人崇拜之风。1957年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特别是1961年苏联首次载人宇宙航行成功，赫氏甚至被吹捧为“宇宙之父”。1964年4月17日举国同庆，大规模庆祝赫氏70大寿，上午在克里姆林宫的庆典上为他授勋，下午举行盛大招待会。出版界推出8卷本的他的言论集，报刊上颂扬他是“伟大的列宁主义者”，“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这时他荣极一时，似乎已登上权力的巅峰。然而，仅隔半年，就在这一年的10月14日他本来挑选的接班人候选者勃列日涅夫等人，竟暗中秘密串联，依靠军队支持，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逼迫他辞职。他刚刚起步的改革也就中断了。
    第四阶段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的18年（1964-1982）。这是苏联社会政治上停滞、倒退，经济上走向衰落的关键性转折、转轨的阶段。为了纠正赫鲁晓夫又搞个人集权和党政不分的错误，在解除他的职务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曾经作出规定：今后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不得兼任，永远分开。这样永远使党政领导职务分开，旨在防止个人专权，加强集体领导。中央全会选举原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并决定由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可是在苏联这样一个有深厚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建树的国家，仅靠中央一项规定是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和个人集权问题的。像勃列日涅夫这样平庸少能的人，一旦登上党中央第一把手的权力巅峰，在缺少党内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他的权力欲也会急剧膨胀。果不其然，他登基之后，又采取新的手法、新的方式重建斯大林模式的个人集权制。主要有四个步骤：（1）调换干部，培植亲信。把赫鲁晓夫的人马都撤除掉，要米高扬等老人退休，大量选拔自己的随从进中央核心部门，尤其是重用自己的乡亲，形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清除政治对手谢列平等。完成拉帮结派之后，他还任人唯亲。他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擢升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有一个弟弟也当上副部长。在重用亲属方面，他远超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2）于1966年4月召开他上台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三大。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修改党章，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又改回到原来的政治局，同时把第一书记也改回到原来的总书记。他认为政治局比主席团更具有政治权威性，总书记比之第一书记也更加显赫、更为总揽全局。到1971年举行苏共二十四大时，他进而把党代表大会每隔四年改为多隔五年才召开一次，这样党内民主又再次被削弱。本来列宁领导的头六年，一直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每年春天召开一次。后来斯大林越来越严重地破坏年会制，到1952年党的十九大才定为每隔四年召开一次。赫鲁晓夫时期还照此规章，现在拖得更长了，这样更便于中央和个人专权。（3）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后，在政权系统还没有重要职位。这样他到资本主义各国访问就不方便，不够排场，在国内也不便于指挥政府。可是1964年党中央全会又有过党中央第一把手不得兼任政府第一把手的规定。这又不便于再作改变。于是他又抛出了新招数，即于1977年5月通过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波德戈尔内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决定由他自己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当上国家元首，用这种新形式再次实行了党政两大权的合一。（4）总结历史经验，也深知党的总书记直接牢牢掌握军权是维护个人集权制和领导终身制的根本保证。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就是从1941年起兼任人民委员会（1946年3月起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才能成为最高权威和终身领袖。斯大林之后取消了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没有直接掌握军权，所以较为容易把他撤换下来。勃列日涅夫从1976年起又设国防委员会，并且亲自兼任主席，同年苏联最高苏维埃还授予他元帅军衔。这样他就又再次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另外，他还紧步斯大林，紧密掌握秘密警察“克格勃”系统，形成党军警三位一体的“铁三角政权”，以实现他的个人专制统治。他迁进斯大林住过的孔策沃别墅后，曾经自鸣得意地说过，我就是沙皇。个人集权制需要鼓吹个人崇拜来为其制造舆论，愚弄群众，笼络人心。所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开动宣传机器。先是不断出版秘书们为他起草的各种讲话搞，后来汇集为九大卷《勃列日涅夫文集》。还组织一些作家和记者为他写了三本传记性回忆录，名为《小地》、《复兴》和《垦荒地》，并授予他“列宁文学奖”。苏联人平均每两个人手边就有一本勃氏的著述。1966、1971年1977年为祝贺勃列日涅夫的60、65和70寿辰，举办越来越隆重的庆典。70岁大寿时苏共中央授予他第5枚“列宁勋章”和第2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还有一件特制的金质佩剑。各个报刊为他专辟祝寿版面，满纸充溢吹捧谀词，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说他是“天才”、“伟人”等等。他拥有200多枚勋章和奖章，其总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加起来还要多。不仅在对内专制方面，而且在对外军事扩张方面，勃氏比起前两任领导人也大为超过。随着苏联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个时期苏联已发展到与美国进行新的军备竞赛，在军事上争夺世界霸权的地步。首先，通过“华沙条约组织”加强对东欧的军事控制，把东欧纳入苏联军事体系，实现军事一体化，包括武装力量“联合防御”和指挥一体化，战役和战斗训练一体化，军事预算、军事装备、军工生产和军事科学研究一体化。1968年“布拉格之春”掀起独立自主的改革高潮时，苏联竟联合“华约”五国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粗暴地干预并且镇压了群众性的改革运动。勃氏还鼓吹“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来为其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径进行理论上的诡辩。其次，苏联于1969年入侵我国珍宝岛和新疆地区，同时还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严重威胁我国安全，70年代末苏联海军舰艇还进驻越南的金兰湾，苏联投入巨资加强该地各种军事设施，并且建立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导弹基地。苏联还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再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空前绝后地在亚非拉地区进行军事扩张，在这个地区控制了十几个攫取了二十多个海空军基地使用权。例如自1964年起给予安哥拉军援，为其提供武器，培训军事干部。1975、1976年还进一步派去军事人员。1977-1978年以同样方式插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也门的内部事务。在拉丁美洲则向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伸手。在亚洲，自1974起大力增加对阿富汗的军援，1979年10万苏军悍然入侵、占领阿富汗，遇到阿人民强烈反抗。拖延十年之久，苏军才被迫撤出。最后，苏美两极争霸世界的格局达到极致。勃列日涅夫刚上台时，对美国还采取“缓和战略”，但是自1975年起就转为进攻了。尤其是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也把以往的防守改变为进攻，实行“加强战备”方针，推出“星球大战”计划，大量增加军费，要在军事上突破美苏战略平衡，夺取军事优势。为了与美国的强硬政策相对抗，苏联1981年的军费开支猛增到1400亿美元，约为1965年320亿美元的4.4倍；武装力量也由赫鲁晓夫时期的300多万人扩充到400多万人；舰艇总吨位已接近美国，作战舰艇与攻击潜艇等方面已超过美国，洲际导弹1970年在数量上超过美国，到80年代初进而在质量上也赶上了美国。勃氏的军事战略是立足于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正是这种同美国军事争霸的战略，使苏联综合国力大为下降，民用经济日益萎缩，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改善。这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