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对《索隐》所引《博物志》的“三年”产生了疑问，猜测《索隐》将此“三年”当作元封三年是个错误。或许有人会说“三年”前可能缺略了“元封”二字，故未写明。其实这是不大可能的。请看上面所举50例，有的是单行直书，如1、3、4、5、6、7、 8、9、10、11、12、13、15、17、18、24、25、26、28、31、32、33 、34、42、44、45、46、47、48，共29简；有的是两行并书，如2、14 、19、21、22、27、30、35、37、38、40、41、43、50，共14简；有的似是一行直书，如36、39、49，因简断折，难以确定，共3简； 有的简一行只书除官时间，如16、20、23、29，共4简。由此可见， 百分之六十是单行直书，年号写在字行的中间，是不会缺略的；大约百分之三十是两行直书，右行写官职里爵姓名年令，左行写除官时间，只要右方文字不缺，左方文字也是不会缺的。《博物志》“太史令”条，所据的先汉文书或记录，如果是一行直书，不可能行文中缺略年号；如果是两行并书，右方的“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很完整，左方的“三年六月乙卯除”，怎能缺了年号呢？这是不可能的。故我认为，《博物志》的“三年”必定有所依据，没有错误；错在《索隐》将它引来注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误把“三年”当作元封三年了。
    《博物志》的“三年”，既不是《索隐》误断的元封三年，而是哪个三年呢？我以为是汉武帝三年（即元封三年）。学者皆知，汉武帝登位初期，纪年如同以往诸帝纪年一样，以一、二、三、四为序，并无年号；自其中期始才用年号，“建元”、“元光”等等年号是后来追命的。（关于汉武帝的年号，前人考定始于元鼎年间，以往的年号是后来所追命。据说近年发现刻有建元年号的器物，或以推断建元年号当是原有而非追命。对此，我们暂不轻信。）
    既断定《博物志》“三年”为汉武帝三年，也就推测“司马□”中所夺之字为“谈”。但尚有三个问题需要解释：一是司马谈于此年是否除官太史令？据《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1〕， 以及《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可以肯定司马谈于汉武帝三年已为太史令。二是司马谈此年是否已由夏阳迁至茂陵？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又据《茂陵中书》司马谈除太史令之前已为太史丞（太常属官），可以推知司马谈既是朝官当会积极响应皇命而邀赏赐的，必定已于三年六月之前由夏阳徙至茂陵显武里。甚至还可猜测，正是由于司马谈积极响应皇命而迁徙，故才由太史丞升为太史令。顺便说一句，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龙门（在夏阳县），到了汉武帝三年可能已随父徙于茂陵显武里。三是汉武帝三年六月戊寅朔，无“乙卯”，只有“己卯”；我疑“乙”乃“己”之讹。
    （三）“年二十八”的问题
    王国维疑“年二十八”之“二”乃“三”之讹，主要是想解决《索隐》的“年二十八”与《正义》“年四十二岁”的矛盾，不得不如此。诚如郭沫若所说，这是“大成问题”的。古今许多《史记》三家注版本几乎全是“年二十八”，疑其“二”为“三”之讹，确有问题。日本南化本“二”为“三”，不知何据，我曾相信过它，现在想来不免有点轻信。
    我现在既断定“三年”为汉武帝三年，则不信“年二十八”有误。试想，司马谈早为太史丞，二十八岁（汉武帝三年）由太史丞升为太史令是不成问题的；他二十一岁时（汉景帝中五年）生子司马迁，也不会有问题。
    （四）“廿”、“卅”、“”的问题
    “年二十八”中的“二十八”，原文是“二十八”不是“廿八”？会不会笔误？王国维疑“年二十八”之“二”乃“三”之讹，说三讹为二乃常事。郭沫若指出王说“大成问题”，并说：“汉人写‘二十’作‘廿’，写‘三十’作‘卅’，写‘四十’作‘’。这是殷周以来的老例。如就廿与卅、卅与而言，都仅是一笔之差，定不出谁容易、谁不容易来。”
    我觉得，王说不无一点道理，但确实有问题；郭说有是有非，可谓是非参半。郭说廿与卅、卅与都只是一笔之差，很难断定哪个容易错、哪个不容易错，这是对的〔2〕；但以写“二十”作“廿”、写“三十”作“卅”、写“四十”作“”，说是汉人沿袭“殷周以来的老例”，并不确切。郭老所说，虽有大量证据，因为写“廿”、“卅”、“”几乎是汉人习惯。但也有例外，并且不是个别现象。从书法发展史来看，汉人写字，不仅在字体方面普遍地变篆书为隶书，而且在文字结构方面也有所变化，变“廿”为“二十”、变“卅”为“三十”、变“”为“四十”或“三十”，是很显著的例子。如：敦煌汉简“……閒田武阳里年三十五姓李氏除为万岁候造史以掌领吏卒为职”中之“三十五”，沙畹、王国维并作“五十二”，劳干则校为“三十五”。（见劳干《居延汉简释文》附录《敦煌汉简校文》）假如劳氏所校无误，则此汉简为“三十”而非“卅”。又如：居延汉简之“三百二十”（《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0页），是“二十”而非“廿”。再如：居延汉简之“居延甲渠第三燧长閒里万岁里上造冯建年二十一”（同上书第154页），是“二十一”，而非“廿一”。（按：劳干《居延汉简释文》作“廿一”，似误。）近年出版的《居延新简》提供了更多的例子，这里仅举十例：
    1.“故吏閒田金城里五士周育年十”（《居延新简》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2页）
    2.“三十井常寇燧长閒里市阳里上造齐当年二十一”（同上书第55页）
    3.“始建国三年余计缇绀胡二十”（第3页）
    4.“贤年三十五”（第4页）
    5.“泉九百十”（第8页）
    6.“第二十一燧长”“年二十八”（第20页）
    7.“出粟三十斛”（第21页）
    8.“第十人”（第32页）
    9.“右卒三十七人”（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