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明治维新时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日本之所以能在不到半个世纪中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一条由启蒙思想家形成的日本式的欧化路线。本文认为，研讨明治启蒙思想和日本现代化的关系可以找出一些颇有启发性的东西。
    一
    从世界史的眼光看，启蒙思想乃是指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中世纪的蒙昧黑暗，目的在于通过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为新兴资产阶级掌权扫清道路。因此，一般说来，启蒙思想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前。欧洲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莫不如此。但是，日本的启蒙思想则不然，它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明治维新大致可以分做夺权和改革两个阶段。在夺权之前值得重视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阴（1830-1859），由于他能正视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方面远较日本为强这一现实，主张“开国攘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对德川幕府消极防御外来侵略的锁国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明治维新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准备。但是，吉田松阴并没有提出成熟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思想。他的思想本质上是忠君爱国，所谓“岂能忘本藩之恩，天朝之德”。这与“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是不相容的。因此，只能把吉田松阴看作是封建制度改革派思想家，他还不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晚，明治维新之前，资本主义发展还处在工场手工业的初期阶段，这不能成为产生启蒙思想的经济基础。吉田松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日本的启蒙思想只能是从西方输入的，而大量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的工作只有在明治维新夺权后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明治启蒙思想是在日本资产阶级夺权以后形成的。这一点也就决定了明治启蒙思想的目标不象西方那样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是为日本现代化建立新的文化背景，制定现代化的思想路线。因为已经掌握政权的日本资产阶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扫荡封建文化，迅速解放生产力，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明治六年（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便是以这样一个目标为己任的。
    我们知道，明治维新之前，在日本思想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神道，和一度衰落而尚有势力的佛教。这种封建蒙昧主义显然不会随着封建政权的崩溃而消失，因而它们成为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思想障碍。“明六社”针对这一点，表明其旨趣在“集合同志，交换意见，扩大知识，明确见识”。它的成员都是从欧美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机关刊物《明六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外交、宗教、哲学、历史、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文章，结合日本的具体情况，宣传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启发人智”，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实学”批判儒、神、佛的“虚学”。为现代化更新文化背景，构成明治维新一大文化战略。
    “明六社”的重要思想家西周（1829-1897）为这一文化战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明白宣告：“凡为学术皆启发人智也。”①他的“启发人智”的工作是围绕着哲学来展开的。他认为儒学的弊病在于“泥古”二字。要改革，要现代化，首先要变革观念，这就应用西方哲学来代替儒佛。西文Philosophy这个词，就是首先由西周把它译成“哲学”二字的。他把哲学定义为科学的科学。西方“哲学”是被当作“实学”来把握的。这种观点显然受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它是用富有变革的科学思想来反对儒佛等传统思想，含有思想革新是现代化的先导这样一种积极意义。
    西周把伦理学看作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里他对“虚学”的批判又深入了一步。他针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大力倡导“利学”--功利主义，认为人世的最要紧之处在于“求快乐而去痛苦”。他称“健康”、“知识”、“富有”为“人世三宝”，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促进“三宝”服务，从而实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明显地与“求人道于穷苦寒贫之中”的封建道德相对立，而坚决站到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一边来了。他视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道德论为“近时道德论上的大变革”②。这尽管言过其实，却发挥了批判“虚学”伦理思想的战斗作用。
    西周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认识到要实现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必须以哲学革命为前导，必须进行道德观念的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是西周为“启发人智”，同时也就是为更新文化背景所做的主要贡献。但他还没有为日本现代化提出一条思想路线。这个工作是由被尊称为“日本服尔泰”的福泽谕吉来完成的。
    福泽谕吉（1834-1901）是“明六社”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明治启蒙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他一生不愿做官，“只希望能用什么办法使一般国民走进文明开化的大门，以便把我们这个日本国缔造成一个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③。《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是福泽的代表作，也是明治启蒙思想的集大成。在这两部著作中，他提倡“主知主义”，继续做“启发人智”的工作。同时，十分重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终于形成了日本应走日本式欧化道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福泽找到的使日本进入文明开化大门的“办法”，它是福泽启蒙思想中最具光辉的地方。
    “主知主义”就是重视知识，把知识看作是富国强兵的第一要着。这是福泽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得出来的结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崇尚中国的儒家思想，把中国的古老文明奉为正宗。福泽在自传中说，他本人在少年时代就用功读过《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诗经》、《书经》、《老子》、《庄子》等汉学经典。可见，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日本在幕末遭到西方列强侵略面临殖民地的危险，这对福泽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他由此认识到，推行什么样的文明关系到国家能否保持独立。因此他对儒学采取否定态度，指出儒学是“不切实际的学问”，它“并不象古来一般儒学家和日本国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可贵”④。他认为理想的文明应该是德智兼备。如果文明仅指生活安乐，人就和蚂蚁、蜜蜂无异了；如果文明仅指道德高尚，天下人都将成为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了。文明应该是既有生活的安乐，又有精神的发展，这就需要靠智德的力量。所以“文明是人的智德的表现”⑤。在强调智德两方面都不可缺少的同时，福泽又特别指出智的重要。因为无智是罪恶的根源，大乱的祸本。“大概世界上再没有象无知文盲那样又可怜又可恶的了，由于无知之极，就会不知耻辱，进而陷于贫穷与饥寒交迫之境”⑥。智慧可以使人富强，“贫富强弱并非天定，而决定于人的努力与否。今天的愚人可以在明天变成智者”⑦，因而只有获得智慧才是日本国富民强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一种强调实用的“主知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福泽把儒学排斥在智慧大门之外。他要人们远离儒学，从事事都靠汉文书来解决的风气中冲出来，“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际学问，如学习四十七个字母，练习写字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等。更进一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学科”⑧，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称之为“物理学”的西方技术科学。他说：“在欧洲各国，有形物理之学很早发达，而人类百般事情，皆基于实物的原则，使之次第进步，从物产制造、运输交通、农工商一切事业，以至居家日常细事，多出于物理的原则。”如果不懂“物理学”，“纵读今老儒之万卷四书，其拙劣亦与彼之炊妇等耳。”⑨福泽之所以竭力推崇西方文明，因为它能满足人民、国家的实际需要，换言之，它能发展生产力。对比之下，东方儒学老朽无能，成为前进发展的阻力。所以，“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⑩福泽由此明确表达了倡导“主知主义”目的在于掌握“实学”，走欧化道路这样一个思想。
    福泽推崇西方文明，主张日本走欧化道路，是以实地考察为经验基础的。他在幕末曾三次游历欧美进行考察调查，深为西方的“新事物”所感动。东西方的强烈对比，使福泽认识到，封建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要使日本强盛起来，非学西方不可。
    十分可贵的是，福泽并不盲目地崇拜西方。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因此“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11），各民族都可以发展文明。他颇有抱负地说：“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2）因此，学习西方文明是要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不能不分好坏，盲目照搬。他清楚认识到，“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他针对不顾日本当时国内情况，滥用财力仿建西方洋房铁桥这种做法，正确指出“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13）通过欧美实地考察，他深有感触地说：“纵使西方文明高出日本数倍，也未必尽善尽美，其缺点也不胜枚举。我们既不能相信西方风俗全是好的，也不能怀疑日本的习俗全是坏的。”（14）因此，福泽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应做到“独立自尊”，决不能“东施效颦”，以招来不幸。这实在是极为高明而深刻的见解，在当时学习西方的热潮中，起着思想引导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福泽推崇西方文明，目标不是做西方列强的附庸，而是为了日本自身的独立和强大。他对自己的启蒙思想曾做过这样的总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的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文明开化的大门。对于西洋人我们就象东道主一样，负责输入和代销它的新事物。但是在大节上，洋学者当然能够严守本身的独立，不曾动摇。”“以便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15）。这样，就在福泽思想中形成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观念：日本应走欧化道路，但必须是独立的日本式的欧化道路。这个观点实际上成为日本现代化的思想路线。福泽在《文明论概略》的“序言”中说，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时势下，学者们应以“革新”和“首创”精神贡献出新理论。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他的关于走日本式欧化道路的思想，就是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贡献出来的，可以使日本的面貌为之一新的新理论。尽管福泽晚期的思想蜕变为“国权主义”和主张对外进行武力扩张的“主战论”，这是必须严肃批判的，但他作为明治启蒙思想主要代表所作的创造性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他的理论成为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