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治维新的改革虽是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但特殊中蕴涵着一些极富启发性的因素。明治启蒙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中，就存在着一些可供我们作历史反省和现实借鉴的东西。
    （一）对一个长期采取锁国政策的社会，外来文化是可以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的。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是一个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状态的专制封建社会，但明治启蒙思想家将外来文化经过消化输入日本以后，日本社会便发生了空前巨变。当然，日本走向现代化，主要应从日本内部去找原因，不能完全归功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前美国驻日本大使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赖肖尔肯定这一点是很有见地的。但外来文化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世界。有比较，才有鉴别，也才有奋起。日本人正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才激起了他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强烈愿望。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条道路被堵死了。但是，当时被迫向列强作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失败，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交战中的失败，从而引起对自己的历史传统、现状和未来的一系列反省和思考，推动了中国人走向世界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十分曲折的道路，最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外来文化，是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当今开放政策带来的外来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已经发生和将继续发生积极的影响，前提是需要我们对它采取有区别的有分析的态度。
    （二）一个经受长期封建制的国家，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既要改造本国的传统文化，但也不能“全盘西化”。
    日本历史上曾经因吸收中国古代文化而深受其益，儒学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儒学作为农业文化同样适应日本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的需要。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日本实行开放和改革，传统文化就必然与现代化发生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在：是继续因循守旧呢，还是走开拓创新的道路？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明治启蒙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认识到传统文化所起的维护自然经济和等级制度、崇尚教条、“取义弃利”的作用，是和现代化所需要的开拓创造精神不相容的，因而要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日本生根、开花、结果，必须批判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创立新的文化背景。所谓新的文化背景，就是指这样一种包孕着两种文化优秀成果的新文化。日本式的欧化路线，是由这种新文化所创造的重大成果。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围绕着中国往何处去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有一场时起时伏的古今中西之争。一度受明治维新启发和推动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把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视为不可变易的治邦安国的根本，但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工艺技巧是值得借鉴和效法的，试图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农业文化与工业文明调和起来。这当然是连半点现代化的意图都没有的妄想，只不过是在西方炮舰政策面前还想继续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补漏缝缺之谋”而已。如果说“中体西用”的意图在巩固封建统治，那么胡适在“五四”之后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口号却确是希望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他在1929年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一文中，使用了有相互关联的这样两个词，即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全盘西化”）和Whole hearted modernzation（“诚心现代化”），就包含着只有“全盘西化”才是“诚心诚意”的现代化这样的意思。当然，不顾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国情，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对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全盘照搬，不管你有多么“诚心”，也是走不上现代化道路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观点都在明治启蒙思想家的识见之下，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路线，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经历了重大的磨难，也包括对上述历史经验的总结，才逐步形成的。
    （三）现代化不仅需要创立新的文化背景，而且需要有以政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保障。
    这是因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一个文化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政治概念。换言之，现代化乃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实现须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系统的协调配合，文化起先导作用，经济具有关键意义，而政权则是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十分推崇明治维新，鼓吹“以日本明治之法为法”。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还重点记述了明治政府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康有为主张“大同”世界和民权平等，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但戊戌变法失败了。其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良派始终把光绪皇帝能否行使权力看作是维新成败的关键，而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去获得政权。改良派没有自己的上层建筑作为变法的保障，妄图在封建专制政权下进行“维新”。把“维新”仅仅看作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代化过程，或单纯的经济现代化过程，而忽略了政治现代化，其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竭力主张中国走明治维新的道路，甚至认为“日本之维新实为中国革命之前因，中国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但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朝政府，中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道理在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权。没有政权，没有上层建筑作为保障，明治维新的道路就走不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即他的现代化的纲领终成泡影。
    （四）必须把办好教育看作是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明治启蒙思想家和明治政府的领导人，都有比较远大的战略眼光。他们从百年大计出发，深切地认识到要完成维新大业，必须有大量受过最新教育的人来推进现代化事业。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日本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可以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正是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教育在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这是日本现代化之所以成功的一条不容忽视的经验。
    明治维新不彻底性留下的教训说明，搞资本主义现代化应肃清封建残余。那么，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肃清封建残余，而且还要肃清一切资本主义陈腐没落的东西。
    由于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相当影响。这种封建残余一旦渗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会使上层建筑某些环节阻碍现代化的顺利发展。而一切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因素则是社会主义机体的腐蚀剂，我们也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但历史中含有规律性的东西。当我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前进的时候，回顾一下东方最早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不无教益的。
    注释：
    ①②⑨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84、179～181、195～196页。
    ③（15）《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7、288、277页。
    ④⑥⑦⑧（11）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11、2、74页。
    ⑤⑩（11）（12）（13）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11、11、2页（序言），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