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谷梁传》的作者和写作时代等问题，自古异说纷纭。本文拟就诸家之说，对此问题试作清理和判断。
    一、《谷梁传》不是刘歆伪作
    《谷梁传》属于今文经，但近代的今文学家崔适在《春秋复始》中却考定为古文经，同属刘歆伪作。书中指出：“《汉书·梅福传》，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后汉书·章帝纪》令群儒受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此于《谷梁》，一则明言古文，一则与三古文并列，其为古文明矣。古文为刘歆杂取传记而造，则武、宣之世，安得有《谷梁》。……歆造《左氏传》，以篡《春秋》之统，又造《谷梁传》为《左氏》驱除，故兼论三传则申《左》，并论《公》《谷》则右《谷》……然则《儒林传》谓《公》《谷》二家，争论于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风系影而已矣。至成帝绥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书，引《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是为引谷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刘歆始校书时十八年矣。歆所造伪书已出古文也”〔1〕。过去一般都以《公》、《谷》并称，作为今文载籍， 自崔适书出，《谷梁传》的真伪也成问题了。其后张西堂先生还专门写了一部《谷梁真伪考》以扩张崔氏之说。这些翻案文章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产物，所列证据都不够坚强有力，所以绝大多数的学者仍维持旧说。
    事实上，崔氏所论是有误的。《谷梁》并非真是古文，它虽曾与三古文并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纵观经学历史，《谷梁》之学向来殆如附录，只有在西汉宣帝时期尤为兴盛。在汉代主要是受到《公羊》学的压抑，在立官的道路上多次受挫。参加宣帝亲自主持的“石渠阁”经学讨论大会的《谷梁》学派代表尹更始，本是重要的《谷梁》学传人；“擢升谏大夫、长乐户将”之后又受《左传》，“取其变理合者（变通而合于《谷梁》之理者）以为章句（为《谷梁传》之章句）”〔2〕， 这便在《左氏》、《谷梁》两传间，架设了桥梁。之后又有不少《谷梁》传人兼治《左传》，所以此后《左》、《谷》两家乃较为接近。《毛诗》因与《左传》同受压抑，所以在东汉，两家也较为亲近，于是《左氏》、《谷梁》、《毛诗》再加上《古文尚书》，便成为东汉“古学”的骨干，并因争立学官组成联盟。这都与文字上的今文古文之分无关。
    再说，刘歆之父刘向，据《汉书》所载是宣帝时期《谷梁》学的主要传人之一；《史记》中也有了关于《谷梁春秋》的简单记载，而崔氏却认为《谷梁》是刘歆伪作以供《左氏》驱除对立学派的，实在是不可置信。显然，《谷梁传》不是刘歆伪作的。但是，能就此肯定《谷梁传》不是一部伪作吗？这个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辨。其实，它所以遭到“伪作”的怀疑，问题就出在来源、作者、写作跟成书的时代，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二、《谷梁传》是不是子夏所传的
    《谷梁传》在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和宋代的“十三经”中，都被列为“《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发和解释经义的意思。它和《公羊传》，确是以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为目的，相传均是子夏私相传授的。很明显，如果《春秋》中不含“微言大义”，《公》、《谷》之书就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可是，关于《春秋》的文义问题，由于缺少真实可信的史料依据，至今还是纠缠不清的。所以《谷梁传》的来源问题，很难说清楚。笔者认为，《谷梁传》很有可能是源于子夏所传的《春秋传》〔3〕， 但决不是一部子夏口传的《春秋》经义实录。以下分两点来说：
    首先，一些史学家认定《春秋》中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是没有根据的。诚然，依靠所有现存的史料还很难断定《春秋》就是孔子的著作。但是，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1、 《春秋》与孔子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2、 《春秋》是从周代（主要是鲁国）的旧史中删定出来的。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1、 孔子很可能对旧本《春秋》作过一些整理、解释和个别文字订正等删修性的工作；2、 孔子对《春秋》一书有着自己特别的见解，并按一定的“义例”，赋予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来编撰和讲解《春秋》的；3、 不论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应该会有它的记事体例和对史实的褒贬，即使不便直书而隐约其辞，也应该是稍加探索而即可明其真相的。例如鲁桓公“薨于齐”一事，三传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说明，证之以《诗经·齐风》中的《南山》、《敞笱》、《载驱》，就可以真相大白。4、 《春秋》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而记事极为简单，大多是点到为止，这是不能用当时书写工具落后来说明问题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既是删定之书，就不可能为了记史而修史，说它在记史之外别有寓义，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们应当把《春秋》也当作经书来看待，才能还它的本来面目。当作经书，就不能否认其中有“书法”、“义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