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是一门亟待深入研究的史学分支学科，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则更是一笔有待认真挖掘、整理的宝贵遗产。本文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作鸟瞰式的勾勒，并力图从中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征。
    一、从孔子到班彪：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则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之前漫长的萌芽阶段，史学批评的某些因子或许已经产生，但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批评并不存在。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对史学进行批评的是孔子。宣公二年，晋灵公被杀，史官董狐将其归咎于赵盾，作“赵盾弑其君”的记载，孔子对此评价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礼记·经解》谓孔子评价“六经”教化作用，认为“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对董狐及其书法的评论是中国最早对史家及书法所进行的评判，对“六经”的评价是中国古代最先对史籍的评论，它们共同构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山祖不是偶然的。首先，随着文字的出现，中国古代史学在经历了夏、商、周漫长的发展历程之后，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形成了一批固定的典籍--《书》、《诗》、“百国春秋”，史学批评也就有了明确的批评对象。其次，春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史学冲破官府藩篱走入民间，这为身为布衣的孔子批评史学提供了可能。再者，作为中国古代私学的开创者，为教授弟子，有必要确立一套有一定体例的，能反映自己观点的教材，而这种教材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只能来自对包括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因而对于孔子而言，有必要对传统典籍进行整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对《诗》、《书》、《易》、《礼》、《乐》、《春秋》即后世所谓的“六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并形成了自己对它们的评论，从而促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产生。
    在经孔子整理的“六经”之中，史书性质最明显、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是《春秋》。《春秋》一问世，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引发了人们对它的评论。在中国古代，最先评论《春秋》的是左丘明。《左传》作者左丘明不仅以作《左传》释《春秋》来表示自己对《春秋》的重视，而且在《左传》中两次肯定《春秋》。其《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评论《春秋》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孟子不仅提出要从“名”、“事”、“文”、“义”诸范畴把握《春秋》，而且对孔子修《春秋》评价极高，认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论《春秋》奠定了后世评论《春秋》的基本走向，后人论《春秋》基本上是沿着孟子对《春秋》社会功用的肯定和对所谓的“《春秋》笔法”的推崇而向前发展的。随着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春秋》作为儒家主要经典更是倍受推崇。然而，在中国古代，真正将《春秋》评论推向极至的却不是儒学经师，而是史家司马迁。在回答上大夫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全面阐述了他对《春秋》的评价，认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从左丘明到司马迁，人们对《春秋》的评论围绕《春秋》这一具体史著而展开，而且前后承受，自成一系，逐步深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春秋》的出现促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成为涓涓细流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学第一批原始典籍的形成促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点滴之源，《春秋》的产生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为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促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最终得以确立的则是《史记》的问世，其标志便是东汉班彪《论前史得失》一文的出现。
    《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继《春秋》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早在《史记》尚在撰述之际，上大夫壶遂就曾将它比作《春秋》。《史记》问世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它同《春秋》相联系、相比较，并由此批评《史记》是非得失。正因为有《春秋》为参照系，因而汉人对《史记》的评论虽毁誉参半，但观点极为接近，都肯定它“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堪称“实录”；都指斥它“是非颇谬于圣人”。东汉班彪因不满诸家的批评，著《论前史得失》一文，专论《史记》得失。在文中，班彪肯定了司马迁《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同时认为《史记》“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外尚有“条例不经”、“刊落不尽”等缺陷。此文在史学批评史的意义不在于它对史学批评范畴的拓展，而在于它是中国古代第一篇以史学为其研究、评论对象的专文，它的出现表明史学已明确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史学批评已成为人们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因此，我们说，《论前史得失》一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