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志总序》中，郑樵全面阐述了史贵“会通”的主张，并据此对司马迁、班固进行了评判，《通志总序》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
    （一）匡正史迁，益以博雅。
    郑樵认为，惟有“会通”，才能“同天下之文”，“极古今之变”。“会通”反映在史学上就是通史，不能断代为书。司马迁《史记》贯通古今，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故深得郑樵赞许：“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于秦汉之世，勒为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当然，郑樵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博不足；二是雅不足，“全用旧文，间以俚语”。
    （二）贬损班固，讥其因袭。
    郑樵批评班固一是指责他“失会通之旨”，导致通史衰微；二是指责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郑樵认为班固“非迁作《史记》，侧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渐；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稀。……后世众手修书，道旁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显然，这已不是心平气和的评论，而确乎是“贬”“损”了，无怪后人多认为郑樵所论有失公允。
    尽管郑樵所论有失公允，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后人将他与刘知几、章学诚一道视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大家不无道理。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既是一部史学理论巨制，又是一部史学批评的杰作。概括地讲，《文史通义》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
    （一）论文重文德，评史贵史意。
    古人论文辞，刘勰论文心，苏辙论文气，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文德”说。什么是“文德”呢？章学诚认为，“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其基本要求是“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也就是说论文要知人论世与知势论人。在这里，“文”包括史，因而“文德”说运用于史学批评就是要求历史地、逻辑地对待史家及其史著，在评论史家和史著时应考虑史家及其史著所处的时代氛围，考虑史家的个人际遇的影响，做到不工苛古人。这里章学诚对史学批评方法在理论上的总结与创新，值得重视。对于史学，章学诚特别重视史家“心裁别识”，“独断于一心”，强调史意，自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在章学诚看来，“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矣”；“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正因为章学诚注重史意，因而《文史通义》以总体上讲史学批评的范畴不及《史通》广泛，史学批评的色彩不及《史通》浓郁。与《史通》相比，《文史通义》更多地偏重于史学理论。
    （二）申郑主会通，扬马崇创新。
    中国古代史著就其体例而言不外乎通史与断代，自《汉书》断代为史，纪传体断代史比较发达，而通史渐趋式微。郑樵力主会通，其《通志》上起三皇，下讫隋唐，贯通古今，然而郑樵史学批评有失偏颇，《通志》缺乏新意，因而为史学批评家所诟病。章学诚评史贵史意，认为《通志》“成一家之言”，故作《申郑》推崇郑樵。同郑樵一样，章学诚力主会通，主张通史，认为通史有“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 “二长”即“具翦裁”、“立家法”、“三短”即“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章学诚十分注意史学的变化，推崇创新。在章学诚看来，古今载籍可分为撰述、记注两大类，“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章学诚认为“《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迁书一变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章学诚认为袁枢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值得推崇。总之，章学诚强调史贵变通，推崇史学的创新。
    章学诚认为刘知几言史法，他自己言史意，两者截然不同，不可比拟，殊不知史法是史意的表现形式，史意有赖史法来反映。确实，刘知几《史通》主要着眼于史著具体艺术技巧，而章学诚《文史通义》则从理论高度把握、阐述史著艺术性，从这一点上讲两者有所区别，但是两者不仅可以比较，而且可以将后者视作前者的进步与升华。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后一位大师。此后不久，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包括史学批评在内的传统史学走向终结，史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在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史学中，虽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则、方法、范畴等仍为后人所借鉴，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了。
    收稿日期：1995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