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欲以成一家之言”，发生在汉武帝号召“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之时，标志着作者的一种反思想专制倾向同皇家的思想专制的矛盾，实乃秦汉思想史上的头等大事。这是值得注视和认真探讨的。
    司马迁写史，一再提到欲“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凡引《史记》文字，只提篇名。）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云：“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据此分析，司马迁写史的企图与目的是：（1）整理学术遗产， 推旧出新，肩负历史使命，开创史学新局面。（2）发扬传统，标榜独断， 表明主体意识，对“天人”、古今、世道等等提出不同于流俗的新的史学思想。（3）写出创新的历史著作，以期传世不朽。 这三点相辅相成，都表明史学家开创史学新天地的自觉性，三者是以“一家言”为主体。所谓“言”，这里是指言论；故“成一家之言”，以新的史学思想为核心。这是决定《史记》能否成“一家言”的关键。如果思考一下《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表述的“欲遂志”、“通其道”继孔子《春秋》而发奋著述的心意，则对于“成一家之言”就会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本文就按这个思路，谈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一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人与“天”的关系。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历史理论问题。
    究“天人”关系，是个古老的课题。古时人们受历史局限，“天命”、“天道”观念较为严重，汉代还有天人感应论；但先秦已有重人事、轻天命者，荀子有“天人相分”说。司马迁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然又不为其所囿役。
    司马迁的《史记》写自黄帝至汉武帝几千年的历史，其中偶尔提到“天”，但并不着意谈论之，重点是在谈人事和社会变迁，写人的活动，论事在人为。其论夏、商、周的更替，秦的统一和秦汉之际的风云变幻，大多归结于人为。《秦楚之际月表序》云：“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这是说，三代更替至于秦之统一，都是人们行德用力的结果。此《序》又云：“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这里论秦亡汉兴，提到“天”、“受命”，似乎是讲天命；实际上是歌颂陈胜、刘邦等平民反对暴秦，结果刘邦称帝，仍然是强调人为。
    楚汉相争，以项羽失败、刘邦胜利告终。项羽曾说“天之亡我”，意谓老天爷坑害了他；刘邦曾说胜负的关键在于彼此“用人”的得失。究竟是非何在？《项羽本纪赞》评项羽之亡道：“（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是说，项羽之亡与“天”毫无关系，而是他自己骄傲自负、刚愎自用的必然结局。
    应当承认，司马迁《史记》所提到的“天”，有时是言神秘的上天，《天官书》以人事比附天象，所言天人关系颇有天人感应论的味道；但大多是指时势，是指历史形势和时代条件，如《高祖本纪赞》云：“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论秦亡汉兴的历史原因，着意于人为是否符合时势的要求。所谓“天统”，决非“天道”、“天命”之意，而是指历史大势，所谓“得天统”，是言汉初“承敝易变”，与民休息，颇得民心，符合历史的要求。
    故我们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主要是谈人为与时势的关系，强调谋事在人而又受到时势限制，人乘时顺势则大有可为，违时失势则必然失败。他评述历史人物，往往将人为放在特定的时势下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空言“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