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这里要谈的司马迁的史学观，不是指广义的整个的史学思想，只是指狭义的撰著历史的旨趣，或者说是为何及如何写史的思想问题。司马迁的史学观，我以为有突出的三点：
    第一，讲究“务为治”，以有益于社会为宗旨。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大事介绍和阐释其父谈《论六家要旨》，是论六家的长短，首先肯定道家；而所论长短，则是从“务为治”的角度着眼的。所谓“务为治”，拿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应用和服务于社会的意思。他俩不信奉当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方针。论道：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论六家的要旨，都是从其应用于社会的长短得失进行分析的，可以说主要谈的是六家社会学问题。他俩肯定道家，就是认为道家要旨在于“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司马氏父子不仅对六家是从“务为治”着眼，就是对史学家也是如此要求。司马谈临终对子迁遗嘱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告戒其子一定要认真写历史，学习周公尊崇祖先的优良传统，以孔子“修旧起废”为榜样。事后，司马迁回忆和体会其父的教导：“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意思是，其父曾意味深长地教导，要面向社会，继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有益于世；他体会是这个意思，表示本人责无旁贷。
    司马迁曾师事于《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牢记其言孔子作《春秋》的要旨：“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据他说，董仲舒曾说过，孔子评论春秋二百余年史事的是非，实际上是要提供社会人事的规则。换句话说，孔子作《春秋》，也是“务为治”的。
    由于受父教师训的影响，加之自己的独立思考，司马迁认为《六经》都是面向社会、有益人事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看！他所说《六经》的作用，尤其是《春秋》“补敝起废”、“拨乱反正”的道义，都是着意和有益于社会的。
    司马迁自言继孔子作《春秋》，责无旁贷，那么，其所著《史记》“务为治”的宗旨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发扬史学传统，努力写出一部社会全史。司马迁继孔子作《春秋》，可不是邯郸学步。他是学其精神，加以发扬和发展。他著《史记》，无论是体例、记事，还是史学思想，都是超迈古人，而自成“一家言”的。《春秋》只是编年史雏形，简记春秋二百余年的大事，史学方法据说是寓褒贬，别善恶，史学思想是“尊王攘夷”、“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那一套。而《史记》，与其大不相同。司马迁自述其书的大概：“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易为，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上引文，均见《太史公自序》）就是说，《史记》是一部创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一百三十篇的体例全新的巨著；是记述数千年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学术文化、风俗习惯、天文地理、各种历史人物、各族关系等等包罗宏博的社会全史；史学方法有褒有贬，有章有微，别善恶，明是非；还是发扬史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史学思想的“一家言”。的确它远胜于《春秋》，开辟了史学新天地，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史学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