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书》对于秦始皇、汉武帝的封禅求神的种种闹剧，字里行间多寓讽刺。他写道：“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湖、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意思是，汉武帝热衷于封禅求神；人事不治，而谋于“天”与“神”，那是愚昧而无效的。
    司马迁的人生观，与其强调人为有关，故这里也谈一下。他在《史记》中记述了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对他们的为人处世有褒有贬。他认为，人生于世，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是富贵还是贫贱，是老还是少，是男还是女，总要有所作为，愤发上进，懂得恩怨荣辱，正直仗义，志向不凡。他所赏识而着意传写的，是一些有所作为的人。对于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而返国为君，《晋世家》有意描述之；对于陈胜号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颇为赞赏之；对于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以尊周室，号为霸王”，《越王勾践世家》允为贤者；对于刘邦等人“起于闾巷”，而登上高位，《秦楚之际月表序》称道“愤发其所为天下雄”。还有，《平原君虞卿列传赞》论“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见于后世”；《范雎蔡泽列传赞》称“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魏豹彭越列传赞》说魏豹、彭越二人“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
    他歌颂懂得恩怨荣辱的人。称许伍子胥为父报仇而鞭楚平王尸，是“弃小义，雪大耻”（见《伍子胥列传赞》）；表扬刺客受人之惠宁死报之，是“士为知己者死”，“不欺其志”（见《刺客列传赞》）
    他称道仗义正直之士，说晏婴伏尸哭庄公是“见义不为无勇”，犯颜谏君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竟然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其执鞭，所欣慕焉。”（《管晏列传赞》）
    他更称赞特立独行、志向不凡者，多鲁仲连“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屈于诸侯”，“可谓抗直不桡矣”（《鲁仲连列传赞》）；称韩信受辱于胯下，然“其志与众异”（《淮阴侯列传赞》）。
    他不仅传写和称道那些有所作为的古人，而自身也是愤发有为的。他自被刑受辱之后，没有倒下，而是从古代贤哲那里学到人生之道，忍辱而发愤著述，《报任安书》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太史公自序》也有与此相同的表白。他面对现实，积极处世，可谓具有正确的人生观。
    二
    司马迁所提的“通古今之变”，主要是想弄清历史发展变化的奥秘，是个历史观问题。
    古人早有历史观念，但对古今之变的概念是模糊的。孔子提到过三代礼制的损益，但没说清楚。《易》学有变的思想，但主要在哲学方面。儒家有“民为贵”的思想，但尚未用到历史观上。法家有今胜于古的思想，而且强调变革，较为突出。司马迁多少吸收了已有思想养料，在历史观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
    首先，提出了“承敝通变”的观点。社会历史的每个阶段总不免有弊，有弊就得改，社会总是在变，变是历史规律。变有急渐之分，有的变是逐渐的，有的变是急剧的。变有好坏之别，变坏了，还得变；变好了，就通顺，社会就前进了一步。自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由诸侯纷争达到国家统一，是个大变，急变，变通了，历史也就发展了。《高祖本纪赞》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就是说，三代以来，世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承敝易变，就是历史。司马迁此论，大致表述了他对古今之变的看法。
    其次，提出了“世异变，成功大”的观点。司马迁写自黄帝至汉武数千年的历史，写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之变，其中以写两次大变为最突出：一是夏禹传子，天下由“公”而为私；一是秦统一六国，天下由分裂而统一，由诸侯分立而皇帝一尊，由分封制而郡县制，由世袭贵族制而公卿官僚制。对于前者，由于受历史资料的限制，未能展开论述；对于后者，则广泛地铺叙，生动地描述，还发表了精彩的议论。《六国年表序》说：“（自春秋五霸之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侯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一段大议论，说明战国之世的风云变幻，尤其是秦“卒并天下”，是近代“成功大”的“异变”，符合“俗变”而“易行”的历史进化法则；有些学者寡闻浅识，因秦朝为期短促而讥笑之，不能给予正确评价，犹耳食不能知味，实在可叹。这“异变功大”的观点，在当时不同凡响，震聋而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