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司马迁的伦理道德观念，无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它所囿，而有自己的观点。
    首先，提出了社会上实际存在富贵者与贫贱者两种道德观。司马迁于《游侠列传》指出：“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他从“鄙人”和《庄子·胠箧篇》那里吸取了思想养料，断言古来存在两种道德观，既得利益的富贵者满口仁义，实际上只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道德观；而对于“鄙人”与“窃钩者”来说，则是另一码事。
    司马迁以为，平民百姓是另有道德观的，他指出：“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游侠之徒）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这是说，“乡曲之侠”（或称“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讲义气，有诚意，虽然时犯当世的法禁，但受到下层士民的欢迎，并称誉于世。
    其次，肯定游侠之义，并为游侠作传。《游侠列传序》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这是说，游侠的扶危救弱的信义，不同于富贵者所宣扬的“正义”，更深恶权贵豪暴之徒狼狈为奸，役贫欺弱。故他认为对游侠之义应予肯定，了解其特点，为其作传。
    言游侠“不轨于正义”、“时扦当世之文罔”，就是说游侠所为触犯当时法禁，是封建专制所不容的。因此游侠为统治者所切齿。当时著名的游侠郭解及其父皆死于统治者的屠刀。儒士出身的公孙弘向汉武帝建议杀郭解时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遂弗知，其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凡侠义行为，统治者都视为“大逆无道”之罪。司马迁于《游侠列传》记了公孙弘建议杀郭解之事，未直接置评；可是在此传末尾论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游侠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意谓众人皆仰慕郭解，其人虽死而声名不绝，实在可惜。这与公孙弘的态度绝然不同。
    还有重要的一点，强调为人处世当以情义为重。整个人类社会史，无时无处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无人不有酸甜苦辣，人们多向往着和好亲切相处，然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无数遭冷遇受苦难的人为此心酸，有多少哲人智士对此苦苦思索，也有人有意无意地对此麻木不仁。司马迁对此尤为敏感，深深沉思。他那无限情义的史笔写下了许多世道人情方面的点点滴滴。真情与假意，忌妒与诚信，恩恩怨怨，亲亲疏疏，几乎无所不写。如：既有，屈原忠君为国而遭到谗贬，苏秦遭亲嫂的时冷时热，扁鹊医术高明而为同行忌害，戚姬为吕后妒忌而惨遭毒手，刘邦以怨报德杀丁公，勾践平吴功成而杀功臣大夫种，晋里克迎重耳为君而竟被赐死，郑甫瑕效力厉公而被杀，李斯忌同学韩非而害死之，郦寄与吕禄为友而欺骗出卖之；也有，桑下饿人报答赵盾之恩，韩信报答漂母赐食之情，管仲与鲍叔的相知友好，张耳与陈余先友好而后仇杀，伍子胥决心为父报仇，范雎为人恩怨必报，豫让、荆轲愿为知己者死，校尉司马因受恩而放跑袁盎，李敢因父（李广）之怨而击伤卫青，少女缇萦愿代父（仓公）受刑，郑庄公思母而于黄泉相见，王陵母嘱咐儿子切勿持二心，贯高宁愿受大刑而证明赵王张敖不反，栾布冒被烹之险而伏友人彭越尸哭诉；还有，冯驩有“富贵多士， 贫贱寡友”之说，廉颇客有“天下以市道交”之论，邹阳直辞言世道不公，晁错之父劝子少结怨家，如此等等。
    司马迁对此类情景无限感慨，曾直言发表议论：“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扁鹊仓公列传赞》）曾微婉地记述谚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越王勾践世家》、《淮阴侯列传》）曾为主父偃成败的遭遇不同而哀叹：“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平津侯主父列传赞》）又为汲黯、郑当时得势客众、无势客去而鸣不平：“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态乃见。’汲、郑亦云，悲夫！”（《汲郑列传赞》）于此可见他对世道人情的看法。
    正因于此，他肯定刺客“士为知己者死”之情，表扬游侠救死扶困之义，心许韩信对漂母以德报德，盛赞李广赢得士卒的深切同情。《李将军列传》写到李广死时，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又于传末论道：“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司马迁于此充分肯定李广身正意诚而获得真情的报答。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千份情义，必得万份厚报。司马迁深信于此，或者说他呼唤和寄望于此。他深信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话（见《伯夷列传》），相信历史终究会判明是非。
    司马迁是十分厌恶骨子里自私自利而表面上假仁假义，而热切期望人们和好相处与真情实义的。他觉得富贵圈里难觅真实的情义，倒是布衣平民之间尚有可贵的深情厚义。